■塗光晉
前不久，一起泗縣疫苗事件引起全國的關注，6歲女童李威的死成為一根導火索，引發300多名孩子住院，也引發不同媒體眾口一詞的批評。在事實真相未完全調查清楚之前，大量媒體和媒體上的評論，把這一事件視為“南京冠生園”、“阜陽假奶粉”一類的廠家、商家或流通渠道上的違法事件或道德事件。於是，對此事的評論聲勢不小。但事後經查實，這其實是一場群體性癔症。在各類評論對此事件“跟風式”的譴責、批評之後，新聞評論應有的，也是新聞評論傳統中一直秉持的“公正”原則，被重新提起。當然，由於侵害社會公共利益、坑害消費者權益的事件和問題目前普遍存在，新聞評論理應加以議論和針砭，但是不應把新聞事件僅僅作為引發議論的由頭，而不去在意事實本身是否客觀真實。
隨著網絡的出現和報刊言論版的興起，公眾對新聞事件和社會問題的意見表達渠道和機會大幅度增加，多元的觀點折射出當今社會多元價值取向的真實圖景。但與網絡BBS上或新聞跟帖中網民們即興式的議論不同，媒體評論或論壇中的專欄文章在表達多元觀點的同時，是否也應秉持某種“公平”、“公正”的原則——將代表主觀意見的評論，建立在客觀真實的事實之上，以便在這類代表媒體或“社會精英”發言的評論或專欄文章中，真正繼承中國新聞評論的文化傳統和精神傳承——既有“濟世情懷”，又能“持論公正”。
其實，如果了解了新聞評論的文化傳統與精神傳承，就可以理解今天所提倡的新聞從業者的社會責任和公民的社會責任，並不是什麼新的職業要求或道德說教；今天所提倡的“新聞專業主義”，其精神本來就植根於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並與18世紀初傳入中國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彙流，在19世紀後期開始的國人辦報的實踐中，逐漸成為中國新聞從業者的一種職業追求。
如果說源遠流長的論說文是中國新聞評論的文體源流的話，中國新聞評論同樣有其深厚的精神傳承。從“百家爭鳴”、“處士橫議”，到治“經世致用”之學，寫“經世致用”之文，中國曆代知識分子不僅有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追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胸懷，也有著“文人論政”的理念與傳統。所有這些，都成為中國新聞評論厚重的精神與文化積澱，給今天的新聞評論以滋養，也給今天的新聞從業者乃至中國的知識界以思考。
一、“濟天下”與中國文人的人生理想
“濟天下”是曆代中國文人崇高的人生理想，原出自《孟子》。在《孟子·盡心上》中有言曰：“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誌，澤加於民；不得誌，澤加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番議論，反映了儒家的理想主義；而由“兼善天下”引申出的“兼濟天下”，也成為眾多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
同時，孟子又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曾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裏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基於這種思想，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既把“修齊治平”作為自己道德修養的基礎，也作為自己不同階段或不同境遇下的目標及準則。而“治國平天下”，更是胸懷遠大者畢生的理想。
“文起八代之衰”的論說文大家韓愈以孔孟道統的傳人自命，以“濟天下”為己任，希望用“六經”和《孟子》那樣的文章形式，宣傳他以儒家思想為依據的政治見解，實現唐王朝的中興。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不僅是一次文體與文風的革新，也成為那個時代先進知識分子實現其政治理想與政治抱負的一種途徑。從他的《原道》、《原毀》、《師說》等代表性論說文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種境界與追求。
北宋的歐陽修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張，他的許多政論作品，如《本論》、《原弊》、《上高司諫書》、《朋黨論》等，直指時政，砭斥時弊，同樣表現出一種匡時救世的胸襟與情愫。
同樣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倡導者，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所傳達出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寬廣胸懷，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國家責任感，既是其人生的寫照，也映襯出中國古代先進知識分子的風骨與節操。
值得注意的是，舉凡以論說文見長的“士”，大都成為了“仕”，而正是因有了可以實現政治理想的機會和途徑，其論說文才成為當時的“諫文”和流傳後世的名文。同時，由於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政治製度，他們又往往為自己尊崇理想和所言所行付出沉重的代價——不為朝廷所器重，成為權奸佞臣們攻訐、陷害的對象，貶謫、丟官甚至禍及性命。於是，在輝煌的中國古代政論文背後的政論家們，身上總是或多或少地籠罩著一種“報國無門”的悲壯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