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人論政”與中國文人的辦報傳統
1941年5月15日，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係將最佳外國報紙榮譽獎章授予《大公報》，同日，作為報社總編輯的張季鸞，在為此撰寫的社評《本社同人的聲明》中寫了這樣一段話：“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張季鸞的這段話，概括了近代以來國人自辦報刊的一個顯著的傳統——“文人論政”。
何謂“文人”？按《辭海》的解釋是“讀書能文的人”，亦即讀書人、儒生抑或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子。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文人論政”理應是中國知識分子悠久的文化傳統，先秦以來各個朝代流傳下來的論說名篇，很多可以視為“文人論政”之作。但實際上，除先秦諸子外，傳於後世議論國是、政事的論說文，其絕大部分作者已非普通的“文人”，而是身為朝廷官吏的文人。“學而優則仕”、“由士而仕”的傳統，使對中國古代“文人”的界定至今莫衷一是。
西方對於“知識分子”曾經有過這樣的描述，“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及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私利之上的。”中國“文人論政”傳統，除因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因素外，更深深植根於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之中。費正清曾說“中國有過一個強烈而確有感召力的傳統，每個儒生都有直言反對壞政府的道義責任。”這一傳統世代傳承，敢言直諫而不畏生死者數不勝數。由“文人論政”所體現的中國古代文人風骨，已成為超出論說文之外的一種文化傳統與精神傳統。
而張季鸞所說的“文人論政”，主要是指自近代報刊以來相對於“洋人辦報”的“國人辦報”，特別是“國人辦報”中的“文人辦報”而來的一種傳統。在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提出辦報主張的是林則徐和魏源，而最早在近代報刊上公開發表辦報主張的是王韜和鄭觀應。王韜是“文人辦報”的早期實踐者之一，他曾明確表示創辦《循環日報》的目的，是借“日報立言，義切尊王，紀事載筆，情殷敵愾，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王韜在他的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論日報漸行於中土》中，對《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鬥，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刊登於該報新聞版《中外新聞》上的論說文，是利用報刊“文人論政”的直接表現。有學者甚至認為：“王韜首先開啟了中國文人以報議政、以報參政，乃至以報通達政壇、從而掌政主政的風氣。”
梁啟超是繼王韜之後“文人論政”的又一代表。在他擔任總撰述的《時務報》上，除他自己撰寫的《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等著名政論外，還先後刊登了嚴複的《辟韓》、汪康年的《中國自強冊》、趙向霖的《開議院論》等直指政事、宣傳資產階級民主的政論文章。將報刊視為國家“耳目”、“喉舌”的梁啟超，始終把辦報，特別是發表政論與議論國是聯係在一起，將“文人論政”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另一個與梁啟超同時代的報刊政論家，是最早將西方的進化論和社會改良學說引入中國的近代啟蒙思想家嚴複。他利用政論抨擊封建君主製度，宣揚西方民主思想。據查，在百日維新期間，《國聞報》共發表42篇政論，半數以上出自嚴複之手。
而英斂之創辦的《大公報》，自1902年創刊後，因直言談論而傾動一時，“言論報國”之風至清末達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