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中共中央在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對外宣傳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指出：“建立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各部委及省級政府三個層次的新聞發布工作機製，明確職責，注重策劃，加大對新聞發言人的培訓力度，提高新聞發布的效果和權威性，做到經常化和製度化。”2005年中共中央領導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工作報告上批示：“圍繞大局和重要題材，準確發布信息，正麵引導輿論；樹立良好形象，積極擴大影響，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件中提出的“注重策劃”、“圍繞大局”、“引導輿論”等指導思想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決策層鮮明的議程設置思想，即把新聞發布工作作為設置議程的重要手段。與之前“強製設置議程”（授權中央媒體發布政府信息）不同的是，通過新聞發布會形式的議程設置充分考慮了政府、媒體和公眾三方的議程博弈規律，把政府信息和政府意圖的傳播從“隻傳不通”變為“既傳且通”。
隨著現代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加深，組織的危機應對影響著組織的聲譽，作為無形資本的組織聲譽反過來影響著組織的生存。中國政府針對公共突發事件的應對措施，是危機傳播理論在政府新聞發布製度規則層麵的應用。2004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議中強調，要完善新聞發布製度，健全國內外重大突發事件報道快速反應和應急機製。2006年1月8日國務院正式發布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預案中對突發公共事件的信息發布有明確的規定：“突發公共事件的信息發布應當及時、準確、客觀、全麵。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要向社會發布簡要信息，隨後發布初步核實情況、政府應對措施和公眾防範措施等，並根據事件處置情況做好後續發布工作。”
有學者總結了危機傳播的五種理論，分別為“企業（組織）辯護理論，形象修複理論，階段分析理論，焦點事件理論和卓越關係理論”。從理論歸屬來看，這五種理論分別側重於組織傳播、聲譽管理、核心信息設計、類型事件、公共關係等不同的視角。現代危機傳播理論雖然側重不同的方向，但至少有一點是共通的——危機狀態下必須要求組織有一個對信息進行管理和發布的機構並且有專人負責信息的發布。國務院連續三年公布各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及新聞發布機構的電話，在國家部委（教育部、衛生部、公安部）開展定時定點新聞發布會，不斷地推進新聞發布製度建設，這些舉措既包含了政府主動設置議程的意圖，同時也符合了應對危機的基本原則。
三、中國政府新聞發布製度的實踐維度
框架理論和公共關係理論是中國政府的新聞發布製度實踐層麵的理論來源。
高夫曼（Goffman）認為框架是人們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也就是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一方麵框架源自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麵框架經常受到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以政府新聞發布的視角來考察新聞的生產，會注意到除了媒介對新聞的建構和受眾依據既有框架進行解讀之外，還存在著傳播主體（政府）主動對所發布信息的選擇、組合、強調和排除。這類主動“框架”傳播信息的做法符合傳播主體的利益並能令傳播主體在傳播活動中占得先機。
傳播者框架能讓傳播主體將信息分類並依據有利於自己的方式進行選擇、強調和排除。媒介框架能使新聞生產者麵對大量錯綜複雜的信息時迅速將大量信息加工或打包。受眾框架是受眾依據自身經驗及社會意識對信息進行解讀和思考並進一步強化或消解既有的框架。由此可見，新聞在受眾端的意義生產不僅僅在於受眾既有框架的影響，傳播主體設置的新聞框架和媒介框架也極大地影響著受眾端意義的生產。所以對於政府新聞發布活動來說，框架理論的意義在於政府主動選擇議題來架構（Framing）公眾的意義生成，達到想要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