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
構建正確的價值觀，並以此為基礎確立明確的目標，在整個戰略分析決策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價值觀貫穿於管理活動始終，它構成人們對待客觀現實的態度、取舍事物的標準、選擇對象的依據，由此推動人們的實踐和認知活動。脫離目標和價值觀的活動必然是盲目的，就算有效果也必然是一時的。當前，全國出版業轉製風頭正勁，而大學出版該怎麼走，各方觀望，爭議頗多。因此，厘定大學出版的目標和價值觀不僅必然，而且必須。
一、現代企業價值觀是現代出版的基本價值觀
所謂價值觀，就是客觀存在的價值關係在人們主觀意識中的反映，是價值主體對自身根本需要的係統理解及對價值客體的意義、重要性、態度和衡量標準的總的看法。由於曆史的、習慣的和現實的具體條件不同，價值主體往往具有不同的價值觀。企業價值觀，就是把企業作為價值主體確立的、符合企業發展戰略要求的、引領全體員工為之奮鬥的價值體係。它反映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需要什麼、堅持什麼、追求什麼的問題。不同的價值觀，造就企業不同的個性和風格特征。
在西方企業發展過程中，企業價值觀經曆過多種形態的演變，其中比較典型的是最大利潤價值觀、經營管理價值觀和企業社會互利價值觀。最大利潤價值觀是指企業全部管理決策和行動都圍繞如何獲取最大利潤這一標準來評價企業經營的好壞。經營管理價值觀是指企業在規模擴大、組織複雜、投資巨額而投資者分散的條件下，管理者受投資者的委托從事經營管理而形成的價值觀。一般而言，這種價值觀除了盡可能地考慮投資者的獲利外，還非常注重實現企業人員的自身價值。企業社會互利價值觀興起於上個世紀70年代，它要求企業在確定利潤水平的時候，把員工、企業、社會的利益統籌起來考慮，不能失之偏頗。發展到當代，企業價值觀越來越具有一個突出特征，即以人為中心，以關心人、愛護人的人本主義思想為導向。過去，企業價值觀也把人才培養作為重要內容，但那僅僅是為了提高企業效率、獲得更多利潤而采取的一種手段，實際上是把人作為工具來看待。當代企業價值觀則不同，它已經開始把人的發展視為目的，並從本質上加以關注，這是企業價值觀的根本性變化。
現代企業價值觀的變遷告訴我們，現代企業已由一個純粹的經濟組織轉變為一個既有經濟責任又有社會責任的二元組織。“企業在追求經濟利潤時，如果遵守了經濟準則和法律規範，隻是盡到了社會義務（social obligation），這是企業生存最起碼的條件；企業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如果能按照當時的社會準則來生產或修訂自己的產品，隻是做到了社會響應（social responsiveness）；隻有當企業將社會的長遠目標納入到企業自身的發展目標中，為社會的長遠發展盡到道德義務時，才能說做到了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也就是說，對一己利潤的追求已經不是企業唯一的目標，大部分成功的企業是在一種遠遠超過對財富的渴望兼及其他群體利益的目標激勵下取得成功的，其實這就是現代企業價值觀的內涵所在。正如AES電力公司首席執行官丹尼斯·貝克所說的那樣：“利潤對公司來說，就像呼吸對生命一樣。呼吸對生存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並不是生活的目的。同樣，利潤對公司的生存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並不是公司存在的原因。”盡管那些與更廣泛的社會道德目標聯係起來的企業價值觀有時可能會抑製企業對獲利能力的追求，但大多數研究和企業的發展實踐反複證明，這些價值觀實際上是可以長期促進而不是阻礙利潤績效的。
現代出版的基本價值觀遵循現代企業的價值觀，其根本是源於現代出版業企業定位的回歸。
1897年商務印書館的創建被視為我國現代出版業正式建立的標誌。以此為起點，一直到1982年文化部出版局發布《關於出版社、新華書店總店、中國印刷公司列入1982年調資範圍後的幾項規定》將出版社改為“事業單位、企業經營”為止，這85年間的中國出版，事實上卻走著不同的發展道路。
早期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一開始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民營企業。它們普遍具有強烈的市場意識，采取股份製和“董事會任命下的經理負責製”等現代企業管理方式，完全以商業化手段進行運作。曆史證明，出版的企業化實際上並未影響其社會價值的發揮，它們中的佼佼者甚至一度攀升到中國出版史乃至世界出版史的高峰。全盛時期的商務印書館不僅在上海總館設有機構健全、製度完備的總務處、編譯所、發行所和技術設備先進的印刷總廠，還在全國各地設有85個分館以及相應的印刷分廠，同時還在新加坡、吉隆坡、香港等地設立了分館。規模之大，人員之多，為當時國內印刷出版企業之冠，世界印刷出版界罕有。正是這個經濟實力雄厚的出版企業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出版史上“文化教育集團”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