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玉明
廣播電視是20世紀問世的傳播工具。中國的廣播事業誕生於20世紀20年代初期，電視事業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末期。隨著廣播電視事業的建立和發展，對廣播電視的研究也逐漸開展起來，經過近8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眾多教學研究者的悉心鑽研，有中國特色的廣播電視學已逐步建立起來，成為一門發展中的新興學科。
一、從廣播研究的起步到廣播電視學的建立
從廣播研究的起步到廣播電視學的建立，其間經曆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緩慢起步（民國時期對廣播的研究）
1923年，上海最早出現了外國人辦的廣播電台，1926年中國人自辦的廣播電視台在哈爾濱誕生。在此期間，1924年8月，上海《東方雜誌》發表曹仲淵的《三年來上海無線電話之情形》，是目前見到的中國人寫的有關廣播的第一篇專文。作者自稱該文是“上海播送站之沿革史”。20年代末，國民黨中央台編印了我國第一本廣播年鑒——《中央廣播無線電台年刊》收入了吳道一等有關廣播的專文。
在國民黨統治區，三四十年代廣播事業雖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對廣播的研究進展遲緩。其成果可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少數專家學者在其無線電史、交通史、新聞史著作中對廣播的論述和記載。而關於廣播的著作隻有《無線電播音》、《廣播常識》等幾種常識類的小冊子，此外，還有一些廣播期刊上發表的有關文章。另一種是國民黨廣播機構及其負責人（如吳保豐等）對廣播事業調查所編印的專刊、專文如《十年來的中國廣播事業》、《廣播事業》等。第三種是少數作家如魯迅、茅盾、葉聖陶等對廣播節目的評述。1946年胡道靜的《新聞史上的新時代》較早地涉及到廣播電視新聞的發展過程。
在日偽統治區，40年代初出版了兩本偽滿《放送年鑒》（1939年版、1940年版）。
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1940年12月30日，中國共產黨領導創辦的第一座廣播電台在延安誕生。在解放戰爭期間，1946年溫濟澤起草的《新華總社語言廣播部工作細則》中即提出語言廣播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編輯部）的三項任務，第一即研究語言廣播，其次才是編寫稿件、指導播音。解放區對廣播的研究是同如何辦好人民廣播、總結經驗教訓以及介紹解放區廣播事業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
第二階段：曲折前進（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對廣播電視的研究）
從50年代初期至“文革”前，中央廣播事業局先後召開的9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所形成的文件和有關負責人的報告、講話、文章，是對廣播事業發展的記述和基本經驗的總結，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對廣播電視理論、曆史和業務研究的成果。在此期間，對蘇聯廣播工作經驗的研究和各種專題研討會的舉辦，有助於推動廣播研究工作的開展。1955年中央廣播局創辦《廣播業務》，至“文革”前夕先後出版了百期，代表了當時對廣播電視研究的成果及水平。1958年，中央廣播局成立研究室，開始比較係統地收集、整理廣播文件、史料和譯介外國廣播電視材料，除繼續承編《廣播業務》外，還編印了《廣播工作文獻集》（一）和《廣播業務譯叢》3期。
1959年北京廣播學院的成立，標誌著廣播電視研究邁上新的台階。廣播學院新聞係依照綜合大學新聞係設置了新聞理論、廣播史、廣播業務、播音、文藝和攝影等教研室（組）並開設相關課程，在新聞學的框架內開始了廣播電視的教學工作，並結合教學需要開展研究工作。前述中央廣播局原研究室也並入新聞係，繼續編印《廣播業務》和《廣播電視參考資料》。大學新聞係設有研究室在當時僅此一家，副院長左熒兼新聞係主任和研究室主任。
在康蔭、溫濟澤、高而公等“老廣播”的帶領下，一批大學畢業的青年教師開始了廣播電視的教學研究工作，並得到了中央廣播局、中央電台及部分地方台的支持，短短五六年中初步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編印成書的有《中國新聞廣播文集》（上、下冊）、《中國人民廣播事業大事記》（草稿）、《陝北台範文選》、《廣播稿選》（第一集）、《新聞工作與語言》、《馬恩列斯論報刊·列寧論廣播》、《毛澤東同誌論宣傳工作》、《大躍進廣播稿選》、《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廣播電視事業概況》、《社會主義國家廣播電視事業概況》等，未印成書的有《廣播概論》、《中國廣播史稿》等。
60年代初期受“左”的思潮影響，曾對一些教材作過錯誤的批判，影響了對廣播電視研究的進展。“文革”前夕，《廣播業務》停刊。“文革”初期，廣播學院停辦。“文革”期間，極“左”思潮泛濫，大批判橫行，正常的廣播電視研究中斷，僅對延安（陝北）台的曆史調查取得了新進展。“文革”後期，1973年廣播學院恢複，教學研究工作重新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