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娛樂化浪潮的另一個現象是節目內容相互模仿成風。“超女”直接轉自美國的《美國偶像》，以後就有“超男”“超孩”，試問，目前全國有哪家電視台不在做“選秀節目”？為什麼？這同樣符合“最小投入最大獲益”原則，因為模仿比原創省力省錢，更重要的是，有了前麵成功經驗，大大減少了市場風險。
四、誰來維護大眾利益？
“領導意圖，白紙黑字，一個字也不能錯；市場運作，金子銀子，一個子也不能少。”
這是目前傳媒業裏的一句流行語，形象化的辦報（台）理念：傳媒業關注領導意圖，關注自身的經營。但是在他們的理念裏，公眾在哪裏？公共利益在哪裏？
說到公眾，我國的傳媒業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地重視公眾，同時又如此地藐視公眾。重視公眾，是重視公眾的眼球。傳媒業不擇手段地炒作娛樂化節目，都是為了吸引受眾的注意，拉抬收視率，提高發行量，吸引廣告商，提升廣告額。說白了，就是傳媒業把公眾當作商品打包賣給廣告商。所以，傳媒業與其說在不斷創造節目，倒不如說它在努力把大眾製造成商品，這是傳媒業商業化運作的必然結果。藐視公眾，是藐視公眾的權益，無視公眾的利益。就以中國報刊業“有效發行”為例。所謂“有效發行”就是廣告商眼中的黃金群體即傳媒業流行的“白骨精”群體：白領階層，各企事業骨幹，社會精英，他們是社會上“高學曆，高收入，高消費”的三高人群。因為在傳媒業眼裏，他們是“高質量”的商品，可以向廣告商賣出高價。而那些老年人、民工、農民、低工資的工薪階層，盡管他們可能比那些三高人群更需要信息，更需要媒體觀照，但他們消費不起廣告商提供的商品，所以成了“無效”人群即賣不出價格的低檔商品，被媒體排除在外，不配享受媒體。按照我國一批社會學家的統計，中國中間階層至多不過占人口20％。但我國大多數傳媒業的定位和節目定位卻關注於這20％，年齡在25—45歲。怪不得我國的傳媒業有“富人媒體”的稱謂，這跟“普遍服務”的原則相差十萬八千裏。
說到公共利益，中國傳媒業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策劃過如此多的所謂關注“弱視群體”的節目和新聞。前不久的“楊麗娟事件”就是典型個案，全國幾百家媒體跟蹤著楊麗娟這位“弱者”的一舉一動，還伸出援助之手，捐錢捐物讓她實現追星夢，最後搞得她家破人亡，到頭來才明白，原來是媒體在做秀。另一方麵，我們的媒體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漠視公共利益。“假新聞、低俗化，新聞炒作”已成為社會三大公害，猶如把汙泥濁水潑向社會，一切後果由社會承擔，媒體不但毫發無損，而且收獲真金白銀。還因為有了真金白銀，把媒體做大做強了，還可以受到表揚，得到提拔。那些低俗化節目一旦受到中央主管部門的批評或阻攔，當地官員還會赴京去疏通關係。2004年的所謂“甲醇”風波，讓國產的啤酒業瀕臨破產；2006年，海南的西瓜注入紅藥水的假新聞，使海南瓜民損失3000萬人民幣。今春，又傳聞海南香蕉致癌，海南香蕉全爛在樹上。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媒體還與不良企業主共謀，利用媒體造勢，壓縮農產品的收購價，哄抬房價，推銷劣質藥品，這樣的事件對公眾造成的損害，使傳媒業的公信力降到曆史新低。
公共利益受到如此嚴重的傷害，卻看不到相關的處理，媒體及相關責任人連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這就造就當前傳媒業的一個怪現象：反什麼就“濫”什麼，而且越反越“濫”。這一兩年，反對假新聞，假新聞泛濫成災；反對低俗化，低俗之風愈加蔓延；反對炒作，炒作之風越刮越盛。
政府、大眾、傳媒，三者之間的關係，三者之間的博弈是傳媒業永恒的主題，看看這方麵的著作數不勝數，但都無法改變中國傳媒業目前的格局：在政府與媒體關係上，政府是強者，傳媒業必須服從，服務政府；在傳媒與大眾關係上，傳媒業是強者，不要說鬥升小民，即使一批企業，對於媒體的侵權行為也無可奈何。中國傳媒業不但有嚴格的準入製，造成事實上的行政壟斷，還實行屬地管理，市場嚴重被切割。近些年來，文化產業成為各地的新興產業，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植。地方政府對當地傳媒業更加悉心保護，這樣一來，地方政府一方麵管製著當地媒體，另一方麵精心嗬護，防止外來競爭者。傳媒業隻需服務好當地政府，其他一切無所顧忌，一不怕被公眾唾棄而倒閉，二不怕競爭失敗而破產。這就使有些媒體敢於有恃無恐地任意侵損公共利益。於是，我們不能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