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您的這些觀念的梳理和概括，一方麵對中國電視快速變動著的實踐予以了快速的學理反應，予以了推動和指導；另一方麵，我相信將會以其生動的表述勾勒出中國電視曆史發展的軌跡和圖景，具有相當的文獻意義。
胡：電視的理論研究的確是難度很大，麵對中國電視這一研究對象難度或許更大。我的研究，特別是關於中國電視觀念的研究到底有多大意義和價值，自有後人去評說。我在中國電視觀念的梳理、概括方麵所作的努力，或許沒有太高的理論價值，也不見得有多麼直接的實踐操作意義，但我相信它是不可或缺的，至少可以為中國電視留下一個側麵的文獻記錄，可以為電視理論和實踐的推進提供一些素材。
傳播藝術論：從電視策劃到中國電視的道路選擇
楊：在您近二十年的學術生涯中，您的研究工作一直追蹤著中國電視的實踐前沿，從沒有脫離開對中國電視實踐的探索。如果說您在學界是一個卓有成就的電視學者的話，那麼您在業界則以策劃人的身份而著稱。以您的經曆和經驗來看，電視策劃是一項怎樣的工作？它在電視生產和傳播過程中具有怎樣的意義和價值？
胡：這個問題在我的《中國電視策劃與設計》和《電視節目策劃學》中已有明確的表述。在我看來，電視策劃是電視運行中的一種工種和行為，是借助特定的信息素材，為實現電視的某種目的、目標而提供的創意、思路、方法與對策。從外延來看，電視策劃可以分為節目策劃、欄目策劃、頻道策劃、媒體整體形象策劃幾個層次。電視策劃的功能是為了提高效率，提高品格。具體而言，包括如何在限定的條件下以盡可能小的投入達到盡可能大的產出、盡可能好的效益與效應。
楊：多年來，您在電視教學、研究工作之餘，參與了大量的電視策劃工作。而近幾年，在電視理論方麵，您特別傾力於電視傳播藝術研究，您的《電視傳播藝術學》堪稱這一方麵的代表作。此外，在《會診中國電視》、《電視審美文化論》、《內容為王——中國電視類型節目研究》、《中國名牌電視欄目解析》等著作中，也多處涉及到電視傳播藝術。您的電視策劃工作和電視傳播藝術研究之間是否有著某種內在的聯係？
胡：的確，這些年我有幸參與了中國電視生產與傳播的不少具體實踐工作，尤其是參與了大量策劃工作。在電視策劃的實踐過程中，我獲得了很多直觀的、直接的感受、體驗和心得，這是我提煉出電視傳播藝術這一命題和新的學科方向的極其重要的實踐來源。因此，我對二者的關係就有了這樣的理解——電視策劃是電視生產傳播過程中的一種具體工作和具體行為，是直接麵對電視傳媒和電視藝術的實踐活動。電視傳播藝術則是對電視生產與傳播運行過程中各種創造性處理的抽象理論概括，當然也包括對電視策劃中的創造性處理的理論概括。它們的共同之處在於都需要對對象做創造性的處理。不同則在於，電視策劃隻是電視生產與傳播過程中的一種行為，而且是具體行為；傳播藝術則指向電視生產與傳播中的所有行為，而且是抽象的理論概括。
楊：很多人知道您作為電視策劃人，參與了大量具體電視策劃工作；也有很多人知道您作為電視學者，寫下了關於電視傳播藝術的諸多論述。但您是如何從具體的電視策劃實踐，提煉、概括出電視傳播藝術理論的？我非常感興趣這個提煉、概括的轉化過程。
胡：這些年，我參與的電視策劃工作涉及到了電視節目、欄目、頻道、媒體多個層麵，每個層麵的經曆都留下了一些寶貴的積累。在具體的電視策劃實踐中，有些可能是點點滴滴的記憶，但最終都對我提煉、概括出電視傳播藝術理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節目層麵來看，能否提煉出獨特的視點，常常是電視節目生產創作中的關鍵性問題之一。1996年，我參與了大型電視紀錄片《香港滄桑》的創作，其中《香港滄桑》下部第二集《香江為證》，主要描述和表達的是香港經濟騰飛進程中的中國因素。當時麵臨的相當大的問題是，如何將中國政府視點、港英政府視點、香港本地百姓視點三方視點予以有效的協調。我們必須強調中國政府的視點，但又不能忽略港英視點，更不能忽略香港本地百姓的視點，怎麼處理？在“三趟快車”、“東深供水”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兩岸貿易互動等無可辯駁的事實基礎上，我們借助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一句話，來表達香港經濟騰飛中中國因素存在的重要性。在收尾的段落，要對全片進行提升，用什麼字眼去概括？我當時絞盡腦汁，用“支柱”或“決定性”來表述，港英當局不會接受，香港同胞也未必認同；用“支持”或“不可或缺”來表述，又無法體現本集的主導視點。最終，我選擇了“支撐”，既凸顯了中國政府的視點，又兼顧了其他兩個視點。這一字眼的選擇，看似平常，實則不易，有效地解決了本片的視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