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春晚“儀式秀”
春晚自1983年創辦以來，一直是每個歲末年初人們的熱點話題。對春晚有誇讚，有批評；有肯定，有指責。近年來，關於春晚批評和指責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強。盡管春晚創作班子每年都在節目內容和形式上竭盡全力地力圖創新，但結果卻常常是差強人意，許多觀眾依然將春晚視為“雞肋”，“嚼之無味，棄之可惜”。春晚的症結到底在哪裏？對此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文僅就春晚“儀式秀”這一命題對春晚創新的潛力與空間作一探討。
一、春晚：從“儀式”到“儀式秀”
所謂“儀式”，就是一種典禮的形式、行為，它是一種相對客觀的存在；而“儀式秀”則是對這種“儀式”的主觀呈現、表現方式。20多年來，春晚在節目內容上花樣百出、變化多端，但有幾個環節幾乎不曾有過太大的變化，如開場時刻，喜氣洋洋的歌舞、熱熱鬧鬧的鑼鼓聲、全體主持人共同表達新年祝福；轉場期間，邊防士兵、駐外使領館、留學生團體的拜年祝福；零點時刻的倒計時；結束曲《難忘今宵》等，這些重要的時刻以及其他元素共同構成了春晚的“儀式”。
春晚這些“儀式”從誕生起就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所謂“春晚新民俗”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這樣的情形下，放棄或取消這種“儀式”是不現實的。我們認為，春晚的創新不在於摒除春晚固有的“儀式”，而在於如何創造性地呈現這種“儀式”，這就是春晚“儀式秀”的問題。“儀式秀”又包括了“由誰秀”、“秀什麼”和“怎麼秀”等問題。
二、春晚“儀式秀”的曆史軌跡
中國電視從內容生產的意義來看，迄今為止大概經曆了三個階段，即宣傳品階段、作品階段和產品階段。春晚作為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一種新的電視節目形態，其發展過程同樣經曆了上述三個階段。從“儀式秀”視角來看，可以說經曆了“宣傳品儀式秀”階段、“作品儀式秀”階段和“產品儀式秀”階段。
在春晚“宣傳品儀式秀”階段，春晚的創作主體更多承擔的是宣傳者的角色，因此，春晚“儀式秀”更多地把功夫下在了導向把握上。對於創作主體而言，首要任務就是如何選擇好、把握好、表現好這些內容，使之成為合格的“宣傳品”。於是，春晚“儀式秀”更多圍繞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內容，圍繞各條戰線、各個領域最重要的人物、事件和話題，按照意識形態需要、宣傳需要來展開，這在晚會主題的選擇、基調的確立、節目的編排，甚至場景的設置，乃至一些細小環節上都有充分的體現。
在春晚“作品儀式秀”階段，春晚的創作主體更多承擔的是創作者的角色，因此，“儀式秀”常常會出現一些個性化的方式，例如1995年的春晚，三位台灣同胞在晚會現場接受祖國人民送給的“寶貴禮物”——黃河水，1998年他們再次來到春晚現場，並把日月潭的水帶來，與三峽截流工程和小浪底工程的工作人員分別帶來的長江水、黃河水一起，放在了一個係著紅綢帶、戴著大紅花的大瓶子當中，整個過程都是在倪萍動情的話語，現場莊嚴的音樂聲和熱烈的掌聲中進行的，極具儀式感。這些獨具特色的“儀式秀”給晚會現場觀眾、電視機前的觀眾製造一種深深的儀式莊嚴感、神聖感的同時，也完成了頗具特色的合格“作品”，自然也深深地吸引了觀眾，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春晚“產品儀式秀”階段，春晚的創作主體更多承擔的是迎合者的角色，迎合與滿足廣大觀眾的時代性心理與審美需求，讓更多觀眾參與到晚會的情景當中。春晚“儀式秀”不再是某種意識形態極濃的“宣傳秀”，也不再是某個人或某個團隊的“創作秀”，而是雙方互動的“全民秀”。從晚會的嘉賓、演員、主持人等人員的選擇，到場外短信平台、熱線電話等互動方式的確立等，都體現了這一特點。2006年的春晚，全國人民短信投票普選贈送給台灣大熊貓的名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作為一個環節，貫穿整台晚會的始終，使所有觀眾都有機會參與到春晚的情景及進程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