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黑塞與瑞士女作家麗薩·文格爾的女兒路特·文格爾結婚，婚是結了，可黑塞對婚姻仍沒有多少信心，上麵已經說過，他認為像他這種人不適合做丈夫和父親的，所以他對婚姻也沒多少渴望，隻是迫於生活才結婚。其實婚姻也是一門藝術，是生活的藝術，隻有懂得這門藝術的人才能把婚姻進行到底，否則洞房就是離婚路上的第一站。作家藝術家之所以離婚較多，可能與他們能和虛擬世界中的鍋碗瓢盆打交道，而不會與現實生活中的鍋碗瓢盆打交道有關。事實證明，黑塞的第二次婚姻也沒延續多久，3年後兩人就勞燕分飛，各奔東西了。黑塞好像確實缺少婚姻細胞，和許多藝術家文學家的命運差不多。
文學之旅
1925年，黑塞接到許多邀請，請他去朗讀自己的作品。作品一旦完成，就和作家沒關係了，剩下的事就是出版社如何包裝，如何做廣告賺錢了。作家難以和讀者溝通。在公眾麵前露麵是作家宣傳自己的極好機會，他可以親自聽聽普通讀者的意見、小老百姓的聲音。光聽文學批評家對作家是沒多大幫助的，文學批評家隻會在理論與流派的庫房裏給作品找個合適的位子，換句話說找件合適的理論外衣套在作品身上。可黑塞與常人的想法不同，他很不願意走向讀者，在他看來作為作家出現在讀者麵前就像是一件商品參展，他在《拜訪詩人》一文中說：“我不喜歡拋頭露麵，而且也從來不樂意成為名人和商標，使自己為生活所束縛……”他偶爾也接受邀請，但按他自己的話說那是因為一方麵愛好旅行，另外一方麵可以換換環境，看看美麗的城市，晚上作為客人慶祝一番，慢慢品嚐一下知名的美味，而旅費隻需張張嘴巴朗讀一下作品就能賺到，何樂而不為。但問題是事後他常常懊悔：“內疚和後悔之情往往接踵而來：我雖然沒幹任何違法的事，但畢竟做了違背我天性的事，我試圖加以適應，卻從未獲得成功。”另外一個他不願走向讀者的原因是他對文學所持的懷疑態度，這種懷疑不僅在他朗讀時折磨著他，而且也在寫作時折磨他。他認為文學在德國沒成熟，是一顆長在貧瘠的、耕作很差的土地上的種子。在黑塞看來，德國的文學太千篇一律，是照葫蘆畫瓢式的模仿，作品生命太短。雖然外出作報告、朗讀作品有違黑塞的意願，不過，這一年的秋季他還是到了幾個德國南部城市，如烏爾姆、奧格斯堡、慕尼黑和紐倫堡。走到哪個城市都是市肆林立，汽車穿梭，現代商業正在步步緊逼古老的城市，現代工業已入侵傳統文化，城市變得“不再有靈魂”了。黑塞曾對現代文明世界做出兩個診斷，一是技術的張狂，一是民族主義的張狂，這是時代的病根。對現代技術文明的反感之情也反映在他下一部小說《荒原狼》中，在那裏我們可以看到技術進步威脅著人們的思想與靈魂。
黑塞雖然對城市風景有些失望，雖然榮譽（走到哪都被媒體包圍，與讀者見麵，受眾多的家庭邀請，有人把鮮花送到旅館）給他帶來更多的是尷尬而不是喜悅，但利用公差拜訪拜訪同事和朋友是黑塞非常樂意做的事。在別的城市的訪問意義不大，暫且不提。但黑塞與托馬斯·曼的友好關係不能不提。黑塞利用外出朗讀作品的機會去慕尼黑走訪了托馬斯·曼。這兩位作家性格迥異，托馬斯·曼性格傲慢，不過這不妨礙他們成為知心的朋友。這種友誼始於青年時代，終於一方去世。他們之間的友誼並沒因空間距離而削弱，長達40年之久的通信把這兩位偉大的作家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深化著，鞏固著。托馬斯·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後，不遺餘力地推薦黑塞，這在以後章節中還會提到。黑塞與托馬斯·曼之間牢固的友誼基於他們之間的許多共同之處。首先他們在創作主題上有一致性，他們的作品都堅持歐洲的人文主義傳統，表達出人道主義思想，所以他們常被稱為“精神兄弟”。以後章節還要談及張佩芬論托馬斯·曼與黑塞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