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對中國領土虎視眈眈。蔣介石對張學良說：“要滿足日方一切要求，不可抵抗！”
“九·一八”事變，東三省陷入鐵蹄，王亞樵把暗殺目標轉向日本軍、漢奸。
日艦“出雲”號被炸得東倒西斜。“祝捷”大會上，一聲巨響，白川大將及十數名日方要人魂喪異鄉。
1931年，對中國領土虎視已久的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張牙舞爪，他們一邊不斷地製造事端，一邊不斷地向東北增兵。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有點沉不住氣了，派人到南京向蔣介石麵請機宜。蔣介石為集中力量剿共，唯恐與日本人發生衝突，即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在東北如何挑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9月初，東北軍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到北平麵見張學良，言及日本人囂張之事，張即以此電示王，並囑轉告部屬，一定照辦。9月6日，張學良尊蔣介石之命，打電報給東北邊防公署參謀長榮臻，重申不抵抗的方針。
更有甚者，9月12日，蔣介石又指示張學良，要滿足日方一切要求，盡快處理完中村事件，防止日方以此事為起事口實。張學良立即照辦，將依照國際法處死日本軍事間諜的東北軍將領關玉衡關押，以求妥協。
但日本人並沒有因此而行打消侵略中國的念頭。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滿鐵守備隊於晚上10時炸斷柳條溝一段鐵路，誣稱中國軍隊所為，突然襲擊沈陽北大營。日軍沿途用機槍大炮亂掃亂轟，殺害中國無辜軍民。12月，日軍開始進攻沈陽城，東北軍將領王以哲、榮臻等人，遵照由張學良傳達的蔣介石密令，指示當地守軍不許抵抗，守軍束手待斃。19日零時，日軍攻占了北大營。晨6時，日軍大隊人馬開進沈陽城。
消息傳到北平，張學良與國民黨在北平的要人吳鐵城、李石增、張繼等召開緊急會議。但作出的緊急決定仍是電令東北當局維持秩序，軍民先退出相當地點，候中央政府解決。
“九·一八”事變傳到南京，留守在石頭城的國民黨大員們因蔣介石到江西“剿共”去了，作不了主，除了急忙電請蔣介石回寧主持一切之外，就剩亂作一團。
日軍在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下，肆意奸淫燒殺，長驅直入，相繼占領了沈陽、海城、大石橋、開原、昌圖、四平、公主嶺、長春、鳳凰城及營口、撫順等要他……
張學良在蔣介石接連下達“不抵抗”的命令之下，丟失了東北家鄉的大好河山，悲痛欲絕。他命令東北軍在山海關集結待命，準備打回東北去，用行動彌補過失。
但是，蔣介石仍不準許抗日。9月21，蔣介石從江西回到南京。24日晨，他在南京市黨員大會上講話，竟然大講“以和平對野蠻，忍痛息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當日，國民黨中央黨委會召開，決定對粵采取和平方針，釋放胡漢民，讓其繼續主持黨政工作；又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分別發表三個文告。
9月22日發表的《中央告全國同胞書》，一不言動員民眾，二不言出兵抗日，而隻要求全國絕對服從蔣介石的領導，嚴守秩序，老百姓隻埋頭工作，交捐納稅，勿問國事。
23日發表的《國民政府告民眾書》，宣布了蔣介石對日的基本方針；第一，依靠國聯主持“公道”乞求帝國主義給予“合理的援救”；第二，鼓吹“以文明對野蠻，以合理態度顯露無理暴行之罪惡”，要中國人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軍的野蠻屠殺。
稍後發表的《致粵要人電》，除了重複上述主張之外，著重強調：“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鏟除”，頑固堅持反共內戰、“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立場。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及胡漢民的被釋放，使王亞樵的工作重心又起了轉折性的變化。國難當頭，抗日乃是壓倒一切的工作重心，誰違背了這一點，就是賣國主義。
東三省淪陷後，最先奮起抗日的是東北的馬占山。9月下旬，王亞樵即與沈鈞儒、柏烈武、常藩候、李次山等千餘人在上海集會，聲援馬占山抗日，並募款支援東北義勇軍。
為了繼續保持和發揚“斧頭黨”的宗旨，王亞樵在組織人力、財力、物力支持抗日的同時，還成立了“鐵血鋤奸團”，專事鋤殺罪大惡極的漢奸、日寇。鋤奸團由心腹王鐵明、鄧寵銘負責。
為了激起民眾的民族仇恨，王亞樵率先在上海提出打擊經營日貨的奸商，抵製日貨，令朱大剛、周明如等二十餘人組成小斧頭隊專門砍殺奸商漢奸。他又令洪東夷、郭恒昌、黃道隆等人組成剪刀隊，遇穿著日本花布的人，將衣服剪破或入各家商店，搜查日貨。
針對蔣介石不予抵抗的政策，眼見大好河山一天天被日軍蠶食，王亞樵憂國憂民，頻頻與蔣光鼎、蔡廷鍇、陳銘樞商討抗日事宜。
陳銘樞認為要抗日就得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看日軍的勢頭，終有一天會打到上海。王亞樵開始著手組織上海軍民，以配合十九路軍的作戰。
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北站刺殺重光葵的“安清幫”首領常玉清再領主子之命，刺殺了日蓮宗和尚，日軍以此為借口，動用陸海空十萬大軍突然襲擊上海，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
日軍氣勢洶洶，宣稱24小時占領京滬，上海上空黑雲壓城。但上海軍民不為所懼，十九路軍全力反擊；數百萬軍民投入抗戰，有錢出錢。有物出物，有人出人。
王亞樵料這一天遲早會到來。消息一傳來，他即於桃園裏44號召集部眾，緊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到底，並成立20個大隊，命劉剛、蕭佩偉、李楷、陳事、傅耀東任隊長，頭組織工人、學生、市民。臨時指揮部就設在桃園裏44號，王亞樵親自坐鎮。
日軍攻勢凶猛。是夜，王亞樵成立決死隊，自率男猛的決死隊員至閘北戰地布置，襲擊日寇。旋即又宣布成立淞滬抗日義勇軍，王亞樵自任司令，蔡蹈和任參謀長，許誌遠任軍事聯絡專員，朱大剛為聯絡參謀。召集三千餘人，開赴大倉戰場，配合十九路軍浴血奮戰。
王亞樵的愛國主義舉立即引起了新的媒體的關注，上海各報競相連載義勇軍的抗日成績。
戰爭打響後，蔣介石不僅不予支持，反而還決定將南京政府遷往洛陽，麵對日寇的侵略，作可恥的逃跑。同時，蔣密電十九路軍對日寇的概略不予抵抗，指示上海市長吳鐵城派警察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
十九路軍在得不到蔣介石任何援助的情景下，供給十分困難，但對王亞樵的抗日義勇軍十分關心。因拿不出更多的東西來裝備這支龐大的新生武裝，隻供給四百餘支槍，包括幾支機槍和輕炮。當然，這些遠遠不夠。於是，王亞樵與蔣光鼎和蔡廷鍇商酌，動用上海兵工廠的武裝，但兵工廠不敢擅自作主，即電南京請示。南京方麵經報蔣介石批複回電：“全部武裝運往南京。”
十萬火急。三千餘名義勇軍需要武器武裝，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王亞樵乘機調人至昆山附近途中，派人劫下軍火，裝備了義勇軍。
不日，蔣介石獲悉此事，大為震怒，把蔡廷鍇、蔣光鼎大罵一通，並令二人撤除王亞樵的義勇軍司令、解散義勇軍。
為此，蔡、蔣兩軍長找到王亞樵麵商此事。為了掩蔣介石耳目，他們決定將義勇軍改為救國決死軍。王亞樵因1927年在“奠都典禮”會上當眾冒犯了蔣介石，他估計蔣一直記恨，於是把餘立奎推到台前任司令，自己退居幕後主持，其他指揮人員照樣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