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二十餘年，是中國圖書館事業繁榮昌盛時代。隨著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加大加速，鄧小平提出科技也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理論，學人與圖書館的關係也密切了，圖書館的服務職能方方麵麵得到了多樣化多層次發揮，它也以多方需求接受各個領域學科的學者專家參與，如請進來開設科學講座、整理文稿和古籍。當然高層學人的直接參與也提高了圖書館的社會品位和公眾效應。80年代以來，國家也更重視圖書館持有的文化含金量，表現之一，通常任命有學術地位的圖書館館長，多聘請全國、甚至世界級的、且懂得圖書館業務的學人出任，如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來新夏、複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賈植芳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徐中玉。它雖是返回本源，卻也是一個社會進步。這些學人的主政，更使圖書館走上一個台階。大型圖書館應該是蘊含有濃醇的學術氛圍的，為他們主持的圖書館成績斐然，如顧廷龍主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學人們與圖書館關係密切，在北京、上海的文學館、圖書館，都分別設立了作家學者的手稿館。早在80年代，上海圖書館文化名人手稿室就是由20世紀學人及其親友支持而設立的文獻博物館，如巴金、冰心、茅盾、周而複、王元化、趙清閣以及陶行知、王任叔（巴人）、黃佐臨等家屬。這是一筆中華民族優秀兒女在20世紀留下的文化遺產，也是他們對圖書館事業的奉獻。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它也是學人通過圖書館極大地表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20世紀後期，中華圖書館又承擔接受和傳播科學情報信息的重大使命，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圖書館受到重視，為圖書館題匾也蔚然成風。早在50年代，上海市長陳毅元帥曾為上海圖書館題匾。後來又有國家副主席宋慶齡題匾天津市少年兒童圖書館和上海市少年兒童圖書館。七八十年代以來，為圖書館題匾的有：鄧小平：北京大學圖書館（1979）、北京圖書館（新館）（1983）、廣東省中山圖書館（1986）；胡耀邦：湖南圖書館（1985）；烏蘭夫：內蒙古圖書館（1986）；楊尚昆：廣東梅縣劍英圖書館（1991）；廖承誌：和順圖書館（原為胡適1938年所書）；李維漢：中南民族學院圖書館（1982）；陳雲：張元濟圖書館（1982）等；也有學者題匾的如郭沫若：合肥市圖書館（1977）；周穀城：西北政法學院圖書館（1986）；許德衍：武漢大學圖書館；啟功：中山市孫文學院圖書院（1986）；陳伯吹：浦東少年兒童圖書館。
早在20年代為紀念孫中山逝世，全國很多圖書館，乃以“中山”命名圖書館，如湖南中山圖書館。此後也出現有香港馮平山圖書館。但在建國後卻冷落了。七八十年代異軍突起的以名人命名的圖書館如火如荼，這些圖書館，應視為文化名人與圖書館如乳似膠的一種標誌。它也是圖書館富於文化價值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如韶山毛澤東圖書館、西安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陝西井勿幕圖書館、山西向應圖書館、嚴濟慈圖書館、戈寶權圖書館、葉君健圖書館和友蘭書屋（河南唐河縣圖書館）。也有以捐贈者命名的，如上海交通大學包兆龍圖書館、廣東西江大學霍英東博士圖書館。
在海峽彼岸也有圖書館以文人名人命名的，如王雲五、胡適、林語堂、台靜農、傅斯年、錢穆、梁實秋和郭廷以。
當人類穿過曆史隧道，迎接21世紀到來時候，今天的學人正在以現代化設備更好地利用圖書館協作網絡，奉行資源共享，促使知識經濟社會的知識產業化、社會化且著意向西北、西南傾斜，隨著信息時代和改革開放的深化和擴大，我國和世界各國的文化學術頻繁交往，地球也似乎變得小了。中國圖書館走向世界化，也有更多的中國學人在海外圖書館進修、學習和研究，通過圖書館的合作，我們時代的學人隊伍更為壯大了。
要說明的是，本書綴集的文化名人群是廣義的。他包括通常說的學者作家和其他知識界人士，還有積極參與、關心圖書館事業的政治活動家、軍人。中華英士如林、俊星飛馳，此處所撰就的九十五位傳主事跡，掛一漏萬，囿於我們知識結構，且還多是人文科學領域，不少的自然科學、應用技術領域就多掛失了；即使是人文科學，也有因無適當的作者人選，或因缺乏他們與圖書館的文字記錄而付之闕如，如任鴻雋、胡明複、容肇祖、潘光旦、張政娘、王庸、朱自清和茅盾、老舍等學壇文壇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