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能不說是件憾事。
當年文人學者微時多有憑借圖書館登堂入室而成為大家的。圖書館隻是文化載體，很多名家（除專門從事圖書館學、目錄學、版本學等研究）在成名成家後著述，往往簡化甚至不屑談及這段讀書求知生涯，而過去的社會，包括傳媒、出版，也常忽略了它，至使在若幹與圖書館很有因緣的名家，在傳記、行事裏缺乏與圖書館的文字，有如作家葉永烈寫過《胡喬木傳》，也為梁實秋編全集分集，與他們家屬多有采訪，但當我約他執筆時，他隻能表示歉意，說當時采訪寫作時，就是沒能想到與圖書館這個主題。
人們往往容易忽視自己日常生活和經曆。
過去的圖書館隻是為文化人利用，文化人卻忽視對圖書館載體的記述，以致圖書館領域也會失缺從事圖書館的卓越人士。本書我們特地為葛正慧與圖書館事績著文。葛正慧從事圖書館半個多世紀，成績斐然，但他從不願顯名，且述而不作，甘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當斯人去後，更鮮為圖書館學界所知。他是本書所選傳主，唯一沒有專著留世的人，但卻也是個與圖書館事業大有貢獻的人。還有若幹似葛正慧式圖書館學者，因為缺乏調查和文字，隻有付之闕如了。這種與曆史文化折射、扭曲，不能不說是文化曆史的遊離、流失。這也為後來者寫作和研究帶來不少困難。對此本書寫作，隻是一個嚐試；一本引玉之作；但願有更多更好的有關記述學人和圖書館的書籍問世。
本書作者為就寫各篇作了很大努力，他們以確切、可信的文字材料和口碑記錄，實事求是地寫下了20世紀與圖書館有往來、受薰陶的中華文化人圈。見於作者多來自上海的圖書館界，所寫或偏頗於上海地區學人業績而多忽略於其他地區；從事專業，有的是圖書館學本行，有的是研究社會學、曆史學、文學理論形象思維和創作的，也有的是傳主的家屬、學生，等等不一。在營造、運作“圖書館和文化名人”主題，於各傳主重點的傾斜，有自出因人心各自其貌，有所相異，或因文字結構和體例也各具風格，難以認同，以致在各家寫作和框架構建，有的敘述以點帶麵，以麵帶點，有的猶似平川，一線鋪開。天下文章大家做。我們隻作了若幹糾謬補缺和加工修飾，如本書所列傳主年齡，通常皆劃一為實足年齡，所以用中國漢字表示，而放棄規定的阿刺伯數字。各篇的學術觀點及材料、結構，大致均循作者原作思路，而對文體文風諸家不同，在難以排排坐，更求整齊劃一前提上，也就聽其自然了。
世紀之初，我在為《二十世紀中華學人和讀書》（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做《後記》裏提及：“本書乃從百年曆史幅射，以認識學人讀書的文化選擇和思維定向，所以排列沒有采取通常的按姓氏筆劃、傳主生年或學科專業分類為例，而采取了傳主在曆史長河中讀書活動的主要坐標軸順序排列；名下無虛士，編入此書的傳主，大多是本世紀中華學界和其它領域有影響人物。近來，傳媒散布的‘名人’實在太多了，自詡為‘名人’的更多了。‘名人、名人’滿天飛，為了不使與此類‘名人’混淆，合而為一，凡今人愛用的所謂‘著名’、‘知名’、‘非常出名’等譽美之詞，盡量就不再在文中迭加出現了。至於文中本應提及的‘先生’、‘同誌’、‘老師’等姓氏或名字下提及的稱呼，我即認同於1932年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後記》所及，‘唯有稱呼名，通例隻先生今人而不先生古人，似乎不大自然，本文中一概不稱先生’。此處為保持文字清晰、明潔，也就省略了。”
本書仍遵循這項編著法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天前。本書在編集、寫作中，受到學界諸師友鼓勵和支持，上海圖書館名譽館長顧廷龍教授生前曾幾次提及要有這樣的一個題材，說圖書館書庫裏幾千萬種書，卻沒有一冊中國人與圖書館的專著。當我們談及此書建構、設計，他連聲說好；爾後又高興地由北京住所賜寄了題簽；遺憾的是本書推出之際，他已騎鶴西行，白雲悠悠，不勝懷念。為此特由主編陳燮君研究員執筆，以長書大論予以介紹，權作紀念。本書在定稿過程中，出版社社長承載研究員也就此書文字和內容作審定，提出不少行之可效的寫作設計。並就此書能納入民眾宣傳教育和青少年讀書活動，與上海圖書館界徐家齊等先生多次作策劃商定。上海圖書館蕭斌如、王宗義先生協助組稿，上海社科院曆史所朱守芬先生且就全稿作了審讀，糾正了若幹失謬，是為記。
盛巽昌二00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