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社會公共領域的美醜、榮辱觀念的顛倒。榮辱觀念實質上是要求人要有羞惡知恥的自覺，能明確榮辱界限，能對自己行為的過失產生內心羞愧的體驗，這是主體行為自律的關鍵。每個社會都會按照絕大多數人的觀念、利益和傳統形成一係列共同的美醜、榮辱的認知和評判標準。但在當今社會中，潛在存有一種反正統的自由主義、“非道德主義”思潮，即把道德看成束縛個人自由意誌、自由發展的枷鎖，主張摒棄道德，否認道德規範的積極作用。以在現實中的一些青少年群體為例，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個性自由、灑脫，甚至把那些言行舉止中的講究個性怪異、與眾不同的行為，作為拒絕和挑戰道德教化的“時尚”來追捧。2007年網絡上掀起的“海藝辱師事件”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起因於北京海澱區一所學校的一些打扮怪異、滿口髒話的初中生，在公共的課堂上擾亂課堂、辱罵和挑釁一個年邁的地理老師，引起了網絡和現實中強烈的譴責和批判。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年少輕狂的孩子們的意識世界中已經沒有了尊敬師長、講禮貌修養的意識，更沒有了遵守課堂公共秩序的概念，反而自以為榮、沒有半點的羞愧。其實在當前社會中類似這樣在公共生活中“美醜不分”、“以醜為美”，甚至“以恥為榮”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
其三，社會公德“知”與“行”上的悖理。道德之“知”是指人們對道德是非的認知和道德情感的感知，“行”便是指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踐履行為。從我們每個人在自己周圍所見、所接觸的人來看，事實上絕大多數人是孝敬父母、尊敬師長、與人為善的，是明辨黑白善惡、愛憎分明而有道德認知和道德良知的。
按常理說，絕大多數人有道德之“知”，應引發更多的道德行為，但卻在公共生活領域出現那麼多的“知而不為”的失德行為、“明知故犯”的無德行為、“知而難為”的悖德行為，社會公德的“知行分離”在現代社會中正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拷問”和“譏諷”著文明社會的現代人。那麼，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礙和影響了人們對公德的踐行，這是很值得我們考究的。
分析當前社會公共生活領域大量公德失範現象出現的原因，有曆史的原因也有現代的原因，有本國的原因也有外來因素的影響，有社會的原因也有個人自身的緣故。我們從三個維度簡要分析一下產生原因：
其一，從曆史與現代的視角看，中國文化中曆來在“公德教育”方麵存在薄弱環節，如近代學者梁啟超所言，“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我國民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私德傳統濃厚的道德觀念適應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血親氏族式的社會形態結構，人與人之間交往範圍相對狹小而且以熟人為主，所以傳統的道德觀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進入現代社會，特別是市場經濟模式的引入和擴展打破了過去狹小的交往範圍和熟人關係，但傳統的私德觀念以曆史的慣性仍影響著國人，“由於儒家倫理在處理二者的關係時，始終堅持“血親情理”的基本精神，特別強調家庭私德對於社會公德不僅具有本根性，而且具有至上性，結果就使它所提倡的社會公德（仁）受到了家庭私德（孝）的嚴重壓抑，而在二者出現衝突的情況下，甚至還會被後者所否定。比如傳統觀念裏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觀念在當前人們的意識中還深有影響，而現代社會所最需要的平等精神、契約意識等等觀念規範在國人的意識係統中尚未形成，這便導致了很多人的道德觀念與社會公德要求發生背離，由此也引發了眾多社會公德缺失現象的出現。所以我們應注重挖掘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用傳統的精華消解糟粕的慣性影響。在儒家道德成果中有許多優秀成果，集真、善、美於一體，光彩四射、引人入勝。“儒家的‘中和’觀、‘仁愛’觀、‘尚公’觀、‘忠信’觀、‘自強’觀、‘廉政’觀、‘民本’觀，等等，對於弘揚優秀中華民族精神，陶冶人們高尚情操，培育國民美好品行，調節社會各方麵人際關係，都發揮過無比重要的理論影響”，所以我們的公德教育過程中，應當注意挖掘與總結儒家道德精華，發揮傳統文化在社會公德建設中的現代價值。
其二，從本國原因和外來因素的視角，本國因素主要在於社會處於相對劇烈或差異性明顯的社會結構和體製的轉型期，以往傳統的道德規範和道德理念由於與新的經濟元素的不適性，而瀕臨失效，同時新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範尚未形成或尚未被大多數人所認可接受。由此在社會生活的某些領域出現了一些“道德約束的真空”。從外來因素看，西方的民主人道觀念和契約意識等確實加速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其積極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但同時也應看到，西方觀念中的“劣性”因素——自由化思潮、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也跟著侵入進來，對中國民眾世俗生活觀念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在西方由於有宗教信仰和相對健全的民主法製兩個“控製係統”的存在，“劣性”因素的消極社會作用得到了一定的遏製，但在中國在缺乏這樣的控製係統的現實條件下，其對國人道德觀念的破壞力和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都是巨大的。2007年5月17日世界銀行行長沃爾福威茨宣布辭職，原因在於他在給予其女友沙哈？麗紮高薪問題上超越了其職權範圍，並違反了利益回避原則。世行規定，有戀愛關係的世行員工之間不得構成上下級關係。外界普遍認為，身為世行行長的沃爾福威茨理應成為道德的表率，他的違規已給世行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沃爾福威茨的行為違反了規定，使世行聲譽和誠信遭受“負麵影響”，所以被迫辭職。從這個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方的民主輿論對道德敗壞和違規操作上的監督力度和成效之顯著。而反觀我國的一些官員卻似乎對利用公共權力為配偶、親人、好友等謀取私利的行為仍處於心安理得、旁若無事的狀態，傳統觀念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光宗耀祖、惠及鄉親”等消極觀念，使很多民眾呈現出無奈的默許，這些公共權力的道德墮落現象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要消除公德領域傳統血緣社會結構留下的“人情”問題，需要寄希望於中國社會結構的優化、民主法律製度的健全和全體社會成員民主權利意識的增強，隻有如此，社會成員才能在涉及到公共利益時擺脫傳統“人情藩籬”的束縛，自覺遵守社會公德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