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主旨在於闡述西方社會的共同體以及社會生活的狀況。
這是一個日益引起人們關注的課題。正如許多人所憂慮的，我們的社會正在麵臨著“社會資本”無情流失的局麵。縱然，所謂的“社會資本”的概念被賦予了各種不同的含義和用途，但我們在這裏基本把它理解為：從廣義上說，它是作為一種能夠聚集各種社會資源並使之發揮有效功能的黏合劑。在一個社會內部，人們首先需要具備某些社交習慣、合作態度和互動關係，然後才能造就互信關係、社會穩定以及民眾的參與性等——也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相應的社交態度和行為方式可以在諸如地方共同體或鄰裏活動這樣一些重要場合被開發出來。但是，我們將予以討論的是：在當前時期，這樣的社交態度和行為方式都會麵臨重大的挑戰。正鑒於此，本書的要旨在於：在這個日益崇尚個人主義的時代，怎樣才能維護與繁榮地方共同體及其共同體生活。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們將考察後現代社會的形成過程，內容包括：後福特主義或後工業主義（第一章）、反傳統性（第二章）和全球化（第三章）對後工業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將會看到，這些過程正在侵蝕著諸如福利國家、全日製職業、以工作關係為紐帶的共同體以及穩定的家庭生活等——這些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曾經為人們帶來了目標感、認同感和安全感——賴以存在的社會結構、製度和實踐。因為人們需要適應新的生存條件，這樣就導致了人們的行為方式朝著更為個人主義化的或以自我為中心的方向嬗變。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高度的個人主義化行為方式已經銷蝕了地方共同體、社會資本和民眾的參與性（第四章）。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會體驗到穩定性和安全感的缺失，並伴隨著內心的極度焦慮和不確定性。一些人在時下看上去正生活得很愜意：他們出身於衣食無虞的富庶家庭，物質生活大有保障，職業前景令人傾慕，等等。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樣的事實——後麵將做詳述——在隨著人的發展空間得以自由拓展，操控自己生活的力量得到增強的同時，人們對諸如職業的穩定、福利的保障、四伏的危機、泛濫的毒品、共同體的喪失、家庭的解體、道德的淪喪和對個人利益的無止境追逐等狀況也感到普遍的擔憂（參見：Blair，1996；Etzioni，1995、1997；Gray，1993）。
雖然我們現今處在一個缺乏安全感的個人主義時代，但這並非意味著，我們就否定西方社會曾經也是融洽和諧與協作友善的生存之所。這樣的社會在過去是否存在過？如果存在的話，那麼又存在哪些時期？這些問題激起了許多人的研究興趣，同時也引來了一係列的爭論（參見：Black，1984；Durkheim，1964；Gierke，1900；Parsons，1951；Tonnies，1957）。誠然，一些學者對西方社會的過去比現在更為和諧融洽的假設深表懷疑（參見：Archer，1988；Abercrombie，1980；Laslett，1965）。例如，阿伯克龍比（Abercrombie，1980）及其同事們認為：在前現代社會時期，尚無或落後的通信條件和交通係統製約了社會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後現代性的基本進程進一步推動了個人主義的發展，但其表現形式在各個西方民主國家中又有所不同。一方麵，由於這種進程不是步調統一的，不是以相同的方式作用於所有的西方社會，因此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反應也不盡相同；另一方麵，不同國家的民族文化在與這種進程的交互作用過程中也將帶著自身的不同特點。簡言之，這是一種錯綜複雜的過程。本書的第一部分將闡述與分析這種過程的總體趨勢以及不同社會的各自特點。
然而，這種發展進程也表明：它可能將以強悍的、甚至以駕馭民族文化的力量，使不同的社會達到趨同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後工業社會都正在經曆著這種進程，而且無法視而不見以獨善其身。所以，即使是那些常被認為是注重社會資本的國家，如德國等，也將難以抵禦由此帶來的威懾。同樣地，那些被視為帶有自身社會和文化特征的亞洲國家，如日本和韓國等，也難以回避由這一進程所帶來的日漸增強的衝擊。
在概述了地方共同體所麵臨的挑戰之後，於本書的第二部分中，我們將討論：不同形式的共同體是不是人類生活中所必需和重要的組成內容，並需要采取何種途徑在後工業社會裏維護與重建這種共同體。我們在這裏將提供一些能更好地促進一種公共精神文化發展的現代管理範例，以及一些激勵公共精神文化的策略（第五章和第八章），這些可以幫助人們重塑地方共同體與再聚社會資本。這些途徑將會有助於建設更具生機的、包容性的、相互支持的地方共同體，從而創造一種能夠促進人類幸福的生活環境（第七章）。在此，我們還將剖析這個時代的另外一種主要的發展趨勢：一些人選擇了某種退避性的認同政治來應對後現代社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而這種行為方式往往是排他的、狹隘的（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