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與快樂倫理
福柯雖然從來沒有在他的著述中提到過“反傳統性”，但實際上，他已經認識與預見到了這一進程的來臨，尤其在他的後期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在一次訪談中，他聲稱：“作為必須遵從的道德體係現在正在消失，抑或已經消失。”福柯還研究了古代希臘、羅馬先哲們的相關思想，希望能為解釋當前的情形找到某些途徑。他說：“我們所麵臨的有些問題，與古人所麵臨的問題是一樣的。”他生動地描述了他所感興趣的古代世界；在他看來，古代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多少束縛個人行為的道德規範。因此，他的著作也許能夠幫助人們看到反傳統性所帶來的潛在後果。但是，這兩個時期顯然是有差別的，尤其是在經濟和政治的發展程度等方麵；兩者的比較是在道德體係、個人行為和社會和諧等領域展開的。
在福柯看來，古希臘帝國時期並不像基督教統治時期那樣，它沒有普遍的道德規範體係，人們也無須遵從一種法則體係。這種狀況激勵了個人對行為道德規範的探索。這種探索側重於個人的修煉和涵養，以及“打造自我並形成獨特風格的個人能力”的發展，尤其強調把個人作為道德主體來進行自我塑造。在古希臘-羅馬時期，所謂的形成個人的獨特風格，注重的是個人的自由，藐視行為規範、普遍標準以及道德家和其他權威的作用。在福柯看來，這條通向道德體係的途徑，最終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把人的一生悉心地雕琢成為一件精致的藝術作品。更為重要的是，福柯確信我們這個時代“從某種程度上講應當返回到古希臘時期的經曆”；他建議我們也要把自己的生命作為一件藝術品那樣，加以精心雕琢，並去追尋一種“存在的美學”。
然而，即使是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也存在著一些發生於我們這個反傳統性社會中的令人不爽的因素。個體在使自己成為一個道德主體而實施種種的行為或途徑時，所牽扯到的共同主題就是自我問題。福柯也承認：“我不認為哪個人能夠說，古希臘人在考慮自己之前會首先考慮別人。每個人肯定不會在考慮自己之前先考慮別人。”所以說，每個人在追逐自己的日常目標（形成個人的風格）的時候——無論是參與政治生活或者組織家庭等，都要與他人發生關係——都是從自己的個人利益出發。福柯所謂的道德主體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他的倫理觀是一種道德的個人主義形式。
道德的個人主義帶來的問題是，它會導致社會成員更加地以自我為中心。正如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1990）所指出的：社會變成了“一個由那些獨立自主的、各行其是的成分組成的大雜燴；他們的自我實現，讓人感覺不到可以增進人際交往的凝聚力”。心理學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1965）指出：人際之間的互信關係，都是每個人在與他人的相互交往或互動關係中建立起來的，這也是一種穩固的自我認同的基礎。如果每個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尤其是抱著利己主義的價值標準，那麼，社會組織的凝聚力就會出現問題。因此，福柯為我們所呈現的個人快樂倫理學，不可能形成能夠發揮社會有效功能的基礎；也就是說，不可能提供一種有助於社會經濟合作的法律體係和政治構架。
這種以自我為先決條件，以及追求自我認同和自我發展的價值取向，自然就缺少對廣大的共同體的重視。我們進入了一個如吉登斯所說的“舊的公共秩序已經崩潰，個體越來越傾向於自戀性的、享樂主義的自我追求”的時期。確實，福柯在他的《性史》一書中很少談到共同體生活、友誼和政治等內容。為了闡明一個人是如何培養自己的“個人涵養”，福柯聲稱：古希臘社會的公民並不是“把生命浪費在毫無意義的好奇心、日常焦慮和嘩眾取寵上麵”，而是在乎“取悅於自己”，讓自己體驗到真正的內心快樂，並把脫離政治看成是擺脫身心困擾的一種途徑；也就是說，“一個人必須遠離政治，才能更好地修煉自己”。在現今的反傳統性時期，越來越多的人不僅事事以自我為中心，而且也對政治不感興趣。現實的情況確實如此。在許多西方國家，近年來參加選舉投票的人數以及政黨的成員人數都在逐年減少。
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態度所造成的另一個潛在後果，就是自戀症。在福柯的後期著述中，他用許多篇幅來描述這種現象。例如，福柯在他的《性史》第三卷中談到了，古羅馬時期的公民在決定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去修煉自己時所處的兩難困境。然而，福柯（1988）指出：“就身體的修煉而言，要講究健康的生活方式、適度的體育鍛煉以及對需求的有節製的滿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