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章中，我們旨在探討：在後工業化社會中，全球化進程推進個人主義發展可能出現的方式問題。但是，這種討論可能會因為對全球化的本質缺乏統一的認識而遇到很多障礙，例如，一些學者甚至懷疑全球化的存在。不過，我們可以根據學者對全球化所持有的不同見解分出三種主要類型：全球化的強烈倡導者、持懷疑態度者和過渡主義者。除了詮釋這些對待全球化所持的不同觀點之外，我們還將探討在西方民主社會中作為應對全球化而可能產生的個人主義發展趨勢。
強勁的全球化
被認為是全球化強烈倡導者的學者，有格裏德（Greider，1997）、蓋埃諾（Guehenno，1995）、朱利葉斯（Julius，1990）、奧海姆（Ohmae，1990）和雷斯頓（Wriston，1990）等人。他們的論著所涉及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確信：當今的發展和進程在人類曆史中構成了一個新的狀態或階段。他們認為，我們可以從不斷增長的國際貿易額上看出，國與國之間的藩籬已被拆除，市場變得越來越開放，一種整體的全球經濟已經凸顯。現在的生產是一種全球化的過程。我們可以從進一步流動的國際金融資本、日益增長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多國公司（MNCs）和跨國公司（TNCs）的生產運作方式及其所建立起來的地域性專業化生產對全球經濟的依存性中看到這種全球化的進程。
在全球化過程中，各國政府的作用和影響的減弱，也是他們關注的主題範圍。他們中間有人甚至認為，全球化預示著國家的終結見：，因為各國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製於與其相關聯的整體性的、相互依存的全球經濟。金融資本的全球性流動，不僅隻是局限於外貿支付，而且是支配了整個外彙市場，削弱了各國政府獨立的經濟管理能力。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在稅收領域看得很清楚。維托·坦茲（Vito Tanzi，2001）指出：福利國家往往通過他們的稅收體製為社會保障獲得足夠的基金，但全球化將使各國政府更加難以維持當前的社會保障水平。原因非常簡單：到外國做生意的個體和企業越來越多；不同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在不斷增加；跨越國界的電子商務和電子貿易廣被采用等等這些全球化的因素，使得各國的稅收製度愈加難以執行和實施。坦茲認為，政府很難對所有這些領域進行征稅；近年來，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的“稅收水平停滯不前，有少數國家實際上還在下降”的事實，也可以說明這一點。為了確保充足的國家稅收，政府就把提高國內人口的現有稅率水平作為其中的一種替代途徑。但是，這也可能會導致下麵這樣的問題。現在，一些企業和高技術人才具有更大的靈活性，當他們麵對本國的高昂稅率時，就有可能要轉移到其他的國家去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
在這些全球化倡導者看來，各國政府的權力和影響力的減弱，與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密切相關；1992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三”充分暴露了這一點。在麵對貨幣市場出現的惡性投機買賣無法繼續維持英鎊價格的情況下，英國政府被迫取消了彙率管製（ERM）。為了維護金融市場的信譽，英國政府不得不對本國的經濟政策做出調整。
然而，這種情形不僅僅隻發生在英國；1991年的法國政府和1994年的瑞典政府，都因為迫於外部的經濟壓力而對國內的經濟政策做出了相應的調整。
現在，政府領導人越來越注重於維護金融市場的信譽與吸引新的投資。英國城市銀行前行長沃爾特·瑞斯頓承認，現在的貨幣商人仿佛在“行使一種公眾輿論的方式來警示政府的財政政策”。各國政府對這種公眾輿論極其敏感，並常常感到要被迫從命，以至於使本國的社會經濟政策聽命於國際經濟動態的指令。這種指令往往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的變動、經濟管製的解除與國際競爭力的衝擊。
對各國政府來說，原有的政策束縛變得越來越難以提升本國福利體係的財政保障，進而保護本國公民免受新的經濟環境所帶來的損害。西方國家的福利支出水平尚沒有明顯地降低，但許多政府越來越傾向於采用不幹涉主義的財政政策。正如威爾·哈頓（1996）所指出的，稅收與福利體係被認為“承擔著國家競爭力的使命”。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加拿大和瑞典等民主國家就開始著手控製福利支出。拉斯和尤裏（Lash and Urry，1987）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許多歐洲國家普遍傾向於美國的福利保障體係：由國家與個人兩大部分組成的二元結構。作為一種趨勢，許多國家對本國的公民，尤其是對那些擁有穩定職業的公民，實際上已經放棄了某些傳統的財政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