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全球化的懷疑態度並不影響我們在這裏所討論的主題；關鍵的質疑是，全球化是否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正統理論，尤其是在商業、學術和政治等領域。姑且不考慮關於全球化的看法所存在的爭論，但它已是被廣泛認同的經濟現實，我們大家不得不去適應這種現實，尤其是各國政府已經在尋求相應的應對措施和有效政策。有明顯跡象表明：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主導了當今的左翼思維——已經不自覺地認同了這種全球化的觀點。例如，英國的新勞工黨政府認為，全球化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無法回避的、不言自明的現實狀況。正如托尼·布萊爾1999年4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說中聲稱：“要是我們還想繁榮的話，就無法拒絕參與全球市場。”的確，在英國新勞工黨政府的言辭中再三重複的主題就是：如果一個國家落後於、不參與或無法適應於“新的全球經濟”，他就將麵臨困境。
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視全球化為洪水猛獸，新勞工黨政府的言辭隻是生動地表明：全球化既是一種“機遇”，又是一種“挑戰”。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工業化國家，尤其是這些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抓住全球化的機遇，在許多方麵就有可能得到實惠，參與全球化過程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前景所在，原有的抵製行為已變得很不明智。
更為重要的是：就如何應對全球化問題，西方政府正在形成一種共識。各國政府都意識到，光靠一個政府來謀劃本國的經濟未來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在對全球性的資本和金融流通的控製等方麵都迫切需要各國政府之間的相互協作。根據這一邏輯，一個國家的政府的主要任務和作用，就是促進經濟穩定與吸引資本投資。這一觀點已被英國的新勞工黨政府所充分采納。布萊爾在他的《新不列顛》一書中宣稱，他對於一個永葆活力的國家的看法是：“假如企業想要投資，首先必須考慮的是這個國家要具有相對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用高登·布朗（英國的財政大臣）所經常強調的話來說，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要防範通貨的膨脹、稅收的提高和公共支出的增加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英國的公共服務開支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持續走低的原因所在。
新勞工黨政府吸引資本投資的另一個做法，就是減少政府在經濟方麵的幹預行為。因此，政府不僅認可了全球化的主張，而且還憑借著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首創精神極力尋求其發展空間，例如，進一步擴大自由貿易：“到新的全球市場去競爭……一個國家必須排除任何障礙去競爭，去接受國際經濟的考驗。”。這就意味著：在英國經營的多國公司（MNCs）享有相當大的自由度。這個例子說明了：全球化是如何從一種預言自我完善成為一種新的正統。新勞工黨政府認為：在現階段，資本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對於這種活躍的流動性，政府少加幹涉或者不予幹涉為好。
政府對待全球化的這種態度，對普通民眾也有很大的影響；也就是說，它要求人們更加地獨立自主，並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經濟意識。許多“第三條道路”的支持者認為，處在新的全球性時代的個體必須具備“靈活性”。依據對全球化持“第三條道路”者的邏輯，他們認為，新勞工黨政府可以對少數的一些經濟領域進行幹預，比如，保證勞動力的供應及其質量等。根據供應經濟學的原則，政府要優先考慮為勞動力提供教育和培訓，歸結到經常引用的一句話，那就是“教育，教育，再教育”。
實際上，這些都已經脫離了傳統意義上的社會民主政策，而接受了政府作用應當簡約而靈活的策略。布萊爾也公開地承認了這一點。他在瑞典馬爾默就歐洲的社會主義問題的一次演講（1997年6月6日）中說：現在的政府作用，就是“為人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教育、技能和實用知識，以便讓他們在新的市場空間裏擁有自己的事業與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在英國，提倡勞動力的靈活應變能力，已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現象。在新勞工黨執政時期，雖然政府倡導了在全球化進程中尋找機遇的策略，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並不願意去追逐更為直接的收入再分配方式。這就意味著：個人需要通過自己所獲得的教育和技能來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這使得個人要比政府承受更大的壓力。新勞工黨的政策可以在19世紀後期的社會裏找到一些緣起。柯林·克勞奇（Colin Crouch，1999）認為，新勞工黨的政策不過是19世紀後期的新自由主義或社會自由主義的複活而已，與此同時，也勢必會放棄保護其民眾免受市場衝擊的責任。於是，一些新勞工黨政策的批評者挖苦說：政府所設計的福利事業方案，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不希望民眾依賴於社會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