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的概念已經受到了普遍擯棄。在歐洲，以國有化項目為形式的集體主義路徑基本上走不通。公共服務事業私有化的作用反而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因為這被視為尤其可以削減公共支出的一條途徑。例如，法國社會黨的前主席利奧內爾·若斯潘，比他的右翼前任更加主張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尤其是他實際上支持了法國電訊公司和法國航空公司的部分私有化。在倡導用私有化來解決英國所麵臨的許多問題，並積極推進公私合營和公共服務事業的合同外包政策等方麵，英國的新勞工黨政府比其他歐洲盟國已經先行了一步。
這種新思維所帶來的結果，模糊了“市場與國家”、“公有與私有”之間的界線；同時，也改變了現代政府的性質；由於進一步強調了個體的自我依靠，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布萊爾在1997年10月27日的一次訪談中說：“政府的作用，就是組織與確保供應，而不是一切都依賴財政。”他以養老金製度的改革為例來加以說明：“養老金的保障，將更多地依靠人們自己，而不是依賴政府”；政府的“作用在於組織這種體係”。
這種關於現代國家管理本質的日漸增長的共識，已經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注意。例如，唐納德·薩鬆（Donald Sassoon，1998）認為，全球化所帶來了一種融合——尤其是歐洲左翼與右翼的政策之間——“不可避免地傾向於右翼”。這是因為：全球化在重組歐洲左翼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並使之脫離了傳統的範疇：以福利國家和全部就業為基礎的“國家的”社會民主。例如，關於公平的爭論，現在更加注重的是獲取機會的公平，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強調的是通過經濟再分配的方式（如稅收等）達到結果的平等：“公平依然作為一種目標出現，它可以是維護市場動機和競爭需要的調節器。”正如薩鬆所指出的，“所有新的歐洲左翼已經認可了新全球性資本主義的嚴峻現實”。薩鬆（1999）認為：把新勞工黨與歐洲其他的社會民主黨相比照，在許多問題上，“布萊爾的現代化概念代表著主流思想”。弗雷德裏克·米歇爾和洛倫特·鮑威（Frederick Mi-chelle and Laurent Bouvet，1998）發現了類似的趨同現象，但他們也注意到歐洲大陸的一些政府之間結成了某種聯盟。這也意味著，這些社會民主政黨之間必須達成某種妥協才能有助於實現各自的目標。
由於普遍的政策共識，以及主要政黨之間不存在什麼意識形態上的爭端，這些也許有助於進一步解釋：為什麼在西方民主國家會有越來越多的民眾偏離了主流政治。政治爭議也越來越體現在技術水平和領導能力的層麵，而不是表現在意識形態的層麵，政治家的外在形象和個人魅力往往更加令人感興趣。但是，我們並不否認會出現一些反對的活動或抵抗的運動，如反全球化運動等，來抵製以上所提到的政治共識。零星的反全球化運動與西方國家主流政黨所倡導的觀念相比，在本質上缺乏可替代性，也得不到民間的廣泛響應。這是由於當前的主要曆史進程和發展趨勢（如我們在前麵的章節中所闡析的）所決定的。
總之，盡管全球化的強烈倡導者與持懷疑態度者，對全球化的看法有著根本的區別，但對於普通民眾來說，每個人必須形成自己應對這一進程的策略。這應歸結於全球化進程改變了國家的角色，無論這一影響是實際存在的還是憑空想像的。特別是，全球化以各種方式正使得國家保護其公民的作用不斷地減弱，於是，也迫使公民要依靠自己的首創精神和策略來應對新的經濟環境。我們已經講到，全球化的強烈倡導者認為，國家越來越無力抵禦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而持懷疑態度者認為，國家的政府擁有自主行動與追求傳統的社會民主政策的更大空間，隻是因為許多設想尚未付諸行動而已。
過渡型道路
關於全球化的過渡型道路，戴維·海爾德（David Held，1999）及其合作者在《全球性過渡》一書中有著詳細的闡述。他們認為，安東尼·吉登斯（1990）和詹姆斯·羅斯納（James Roenam，1997）均是這一道路的主要擁護者。關於全球化是否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的問題，過渡主義者的觀點不同於前兩者：全球化是一個長期性的，並非一成不變的曆史過程。過渡主義者也把當前在經濟、政治、移民和文化等方麵的流動所形成的相互關聯性，看成是曆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總之，全球化強大的動態力量將導致不同社會和世界秩序的巨大變遷，為了適應這種新的狀況，各國政府不得不尋求新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