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章中，我們將結合前麵三章所做的分析，來梳理其中的一些觀點；特別要探討由後現代性的基本進程所帶來的更加個人主義化的或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方式，以及這種轉變所產生的一些後果。我們還將討論，這種發展趨勢會給許多後工業化國家的地方共同體和社會資本帶來負麵影響。因此，我們將強調，我們這個後現代社會時期的高度不安感與市民缺乏參與共同體生活之間的關聯性。本書著重於揭示當前主要的發展趨勢，而不在於尋求無可辯駁的事實依據。我們在這裏的分析特點也是如此。
在本章中，我們還將剖析其他一些潛在的發展趨勢，如消費社會的興盛、休閑方式的變化以及城鎮生活的特點等對削弱地方共同體所產生的影響。當然，我們認為，其中的一些趨勢是受到後現代性的作用而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例如，消費社會的發展是與後福特主義注重靈活性的專業化特點相輔相成的，後福特主義為進一步的消費選擇開辟了道路。然而，我們最主要的目的不在於尋找這些發展趨勢之間的相互聯係——雖然會涉及一些——而是為了闡述這些發展趨勢在當前時期是如何挑戰共同體生活與削弱社會資本。
不確定性的後果
不安的時代
對於處在後工業化社會的許多人來說，全球化、後福特主義和反傳統性的綜合影響，給他們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從而也把更多的焦慮帶進他們的日常生活。這種不安感會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但主要是由於傳統的結構、體製和規範的消退而造成。比如，穩定的家庭和固定的職業有助於形成安穩的日常生活。眾所周知，對個體來說，傳統的支持和慰藉係統——諸如福利保障、家庭、教堂和工會等——由於後現代性的進程而正麵臨著全麵的挑戰。在許多情形下，人們是多麼需要這些支持機製或體製所具有的傳統的保護功能。然而，現在的一切使普通民眾處在了一種更加脆弱無助的位置。很明顯地，現代國家的作用也正在發生變化。
在一些西方民主國家，民眾對國家的依賴性有所增加，其原因從某種角度來說，是由於那些合作的傳統和互助的形式業已消失；那些合作傳統和互助形式曾經存在過，尤其是存在於19世紀歐洲的許多工業化國家。例如，在英國，互助性很明顯地體現在不同的互助方式和福利機構中，如“友誼會”和“合作運動”等。E.P.湯普森（E.P.Thompson，1968）在他的經典著作《英國勞動階級的構成》中認為，在工業化早期，勞動階級的生活中存在著許多“互助性的慣例”。然而，在現在的英國，這些傳統已經消失；不僅如此，自1997年4月的金融投機行為之後，英國原來所謂的“龐大的合作性社會”被“相互敵視的”關係取而代之。1945年之後，英國的福利保障任務是由國家包攬的，民眾一直以來也習慣於依賴於國家。其他西歐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是，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進展和思維方式的形成（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經討論過），現代的國家在這方麵所發揮的作用正麵臨一係列的挑戰。對於普通民眾來說，讓他們感到不知所措的是：在獲取那些給他們帶來安全感的基本保障如醫療保障和退休金等方麵，是否還能夠長期地依賴於國家。
其他的一些不安感，來自於後現代性所帶來的一係列生活風險。
許多學者如烏爾利希·貝克（1992、1994）和安東尼·吉登斯（1990、1991）等，對這一現象均有描述。他們談到了伴隨著異己的現代化而來的“風險社會”的出現及其許多不同的表現方式——我們在這裏就闡述其中的一個方麵。
風險取決於人類發展的本質和程度，來自於構成我們這個從貿易關係的全球性拓展到工業和技術發展的不斷延伸的後現代時期。
人類企圖操控的自然和社會，已經給我們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這就意味著，世界上發生的任何事件不僅會影響到本地的形勢，而且還會關涉到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每一個人。一個工業事故，如切爾諾貝爾事故，會殃及到整個地球的生態係統；人類的一個錯誤，有可能會導致全球性的核戰爭；一個國家的金融投機行為，將傳導到整個國際金融市場。在我們對現代性主題進一步認識，並對其潛在危機重新審視的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我們知識的局限性，並對以前認為的確定性產生疑慮。正如鮑曼（1991）所指出的，我們“在知識增長的同時也擴展了無知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