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我們將進一步討論弘揚公共精神文化的其他原由。
這種討論是基於對我們時代另一個重要的全球性趨勢的考察：尋求“宗族主義”庇護的行為方式。這裏所采用的“宗族主義”定義，源自於馬修·霍斯曼和安德魯·馬歇爾（Mathew Horsman and Andrew Marshall，1994）合著的《民族主權國家的背後：公民、宗族主義和新的世界混亂》一書。他們認為：個人退避到宗族主義這樣一種共同體中，是因為人們在“宗教、文化、種族或其他一些共同體驗上所具有的相似性。這種退避行為是由於恐懼和混亂狀態所造成的，這種群體能夠確保個人與他人之間的‘同一性’”。
我們接下來討論：一些人為了不至於尋求或單純尋求個人主義的策略來應對後現代性的進程，他們正在退避到各自的“宗族”中去。近來，宗族、種族和民族認同現象的複蘇，排斥與歧視少數民族和移民群體的行為方式，分離主義或獨立運動的活躍以及原教旨主義宗教的興起等等，足以證明這一點。同時，在一些新的社會組織行動（如環境和生態保護運動組織等）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一現象。
本章將從三個方麵來考察這一問題。首先，我們將詳細闡述所謂的“宗族主義庇護所”。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宗族主義”是為了方便描述一係列運動的一個簡明詞彙。其次，剖析認同政治的興起——從某些方麵來講，它構成了宗族主義的形式——及其與現代社會發展的關係。再次，透視“宗族主義”與公共精神文化之間的關聯，同時探討後者可以避免前者所帶來的一些弊端。
重返宗族
一個社會有相當數量的人訴求於宗族主義的行為方式，其必定是有很多原因的；這種現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定的社會現狀和地方條件等因素。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對於這種現象所做的許多解釋。例如，有人認為，大眾媒體在激化宗族、種族和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方麵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又如，有人認為，冷戰的終結為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勢力的發展帶來了自由的空間等等不一而足。然而，任何一種合理的解釋，都必須考慮當前時期的各種重要的發展狀況。
不確定性與社會生活的瓦解
如前所述，當前時期的主要進程——全球化、後福特主義和反傳統性等——已經逐漸造就了一個“不確定性的時代”。以往那種固定的身份和集體的穩定業已消失，以至於使社會生活變得更加地支離破碎與充滿變數。於是，人們在尋求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作為主要應對策略的同時，也有一種退避到宗族主義的行為方式的訴求。
一部分人為了尋求穩定性和安全感，試圖在宗族、種族和民族的同一性中重新發掘從前的確定性和集體性的行為方式。關於這一趨勢，鮑曼（1996）曾在他的著述中有過簡明地概括：“社會生活的瓦解，促使人們去尋求宗族的庇護。由於身份的同一性使然，個人化也就容易蛻變為宗族化。”
鮑曼的觀點得到了相當多人的讚同。例如，阿爾伯特·米魯西（1989）認為：在越來越分化的、崇尚個人主義的複雜社會中，由於作為集體會員身份的基礎受到了削弱，宗族認同也就應運而生了。
總之，它聊以提供某種形式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植根於人們相互之間所擁有的“共同的語言、文化和古老的曆史”之中。又如，烏爾利希·貝克和伊麗莎白·貝克·柯西姆（1996）把尋求宗族認同的行為，看成是人們為了逃避這個個性化時代所導致的“危險的自由”。他們還提出了“怎樣才能把高度個性化的社會凝聚起來”的問題。他們認為：民族主義和種族衝突在歐洲的死灰複燃，就是這種兩難困境的一種反映。它以一種經由檢驗而值得信賴的途徑來對付麵臨的挑戰和困境：尋求內部的庇護——確保同一性——從而一致對“外”。
另一位學者米歇爾·維瓦卡（Michel Wievioka）也傾向於以上的觀點。他試圖探索最近在歐洲（尤其在法國）複活的種族主義活動的背後原因。他強調：後工業主義或後福特主義導致了我們這個“不確定的時代”；我們的時代正麵臨著一場重大的社會經濟轉型，或者他稱之為的“一種重大的突變”。如我們在本書的第一章中所探討的，後福特主義所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每個人與同事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疏遠，集體性行動變得難以實施；於是，個人就隻有更加依憑於自己的奮鬥精神和事業成就。在這樣的社會進程中，一些人將被主流社會邊緣化。正如維瓦卡所指出的：“那些被社會‘疏離在外的’或懼怕被社會疏離的人們，會感覺到社會的不公平以及從前那種社會認同的喪失。”在維瓦卡看來，通過種族或宗族認同的途徑，個人又找到了集體行動和群體認同的新形式；這些形式能夠使人們重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群體的組成部分。因此，宗族行為以及種族主義行動，為重組社會與擺脫孤立的個人主義提供了某些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