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進程導致“宗族主義的”行為方式的另一種途徑，可能與民主主權國家所麵臨的種種挑戰有關。如我們已在本書的第三章中所討論的，全球化進程及其相應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正在從各個層麵迫使許多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民眾，越來越不再信賴各自的國家和政府。
而且，由非國家機構和組織做出重大的經濟和政治決策的情況日漸增多；普通民眾對這些決策過程幾乎不能產生任何的影響。為了應對諸如此類的發展進程，一些人寧可不願意相信徒有形式的國家程序，不願意理會國家政治及其政治黨派，而是利用自己的力量在身邊尋找解決困難的途徑。這些途徑包括環境主義者、大街遊行者、占地示威者以及種族主義者等所采取的一係列公開抗議或訴諸法律的行動。人們不再會單純地接受與認同一個特定的民主主權國家，而是會重新思考什麼樣的共同體才是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
在認同政治興起的過程中，以及在一些民主主權國家為了防範種族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爭取自治與獨立的運動時所遭遇的困境中，我們也許可以看到這些態度的變遷。例如，自上世紀90年代早期以來，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出現了一種越來越注重種族認同和國家排外的發展趨勢，在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解體，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於1993年分化為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個獨立國家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種趨勢。生活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俄羅斯人，已經麵臨來自於民族主義者限製他們公民權利的壓力；這違背了18世紀啟蒙運動所倡導的關於普遍公民權利的原則，而這些國家也是基於這種普遍原則在歐洲建立起來的民主主權國家。
在比利時和西班牙等國，分離主義或獨立運動依然存在，甚至成了國家內部一種重要的政治勢力；在英聯邦內部，由於中央政府下放權利的結果，蘇格蘭和威爾士目前享有極大的自主權。約翰·紐豪斯（John Newhouse，1998）認為：歐洲日見增多的區域化而不是歐盟一體化構成“對民主主權國家權威的巨大威脅”。針對這種發展趨勢，霍斯曼和馬歇爾（1994）對民主主權國家的當前形態是否還能適應於未來的發展提出了質疑。鮑曼（1993）在揶揄這種狀況時說：“莫非民主主權國家的出路，在於回歸到原始部落。”
全球化的後工業時代能夠凝聚種族力量的另一個要素，應該歸因於電子傳媒和通信技術的發展。這種發展為非官方性的或非國家性的係統和機構開展工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種族群體或民族主義團體的成員之間可以通過互聯網來相互傳遞信息，以便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他們的支持係統；尤其是對於那些移民海外或散居世界各地的成員來說，他們依然可與自己的“祖國”保持密切的聯係。極右主義組織也越來越善於利用互聯網的形式來傳播信息。例如，2000年4月，德國的情報機構發表了一份關於極端主義行動狀況的年度報告，其中提到德國的極右主義組織已經建立了大約300個互聯網網站，並警告可能存在的威脅。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後現代性的發展進程也從各個方麵為宗族的、種族的和民族的認同注入了新的活力。局部性的與全球性的認同模式之間將會存在長期的衝突，這種衝突因素必然要導致一些頑固的、狹隘的應對方式。不過，這些行動方式一般僅限於一部分人和某些區域。另外，如前麵已經談到的，我們也發現所謂的“新的無國界主義者”業已誕生。這些人往往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旅行於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員和生意人，他們與世界各地有著廣泛的聯係；其中的一些人在對於自己民族的認同及其重要性的意識方麵，已經變得非常地弱化或淡化。不斷地地域性流動（全球化的一個特征）和更多地接觸不同文化背景，讓他們擁有不一般的洞察力、共同理解和寬容性。
因此，人們在這個“不確定性的時代”退避到“宗族主義”認同及其行為方式，並不是一種必然的永久性狀態。這種認同，在局部性模式與全球性模式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將會不斷地產生新的形式。同時，全球化的力量將不分民族、種族、宗族和社會地推動和諧趨同的文化認同。總之，所有的認同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正如斯圖爾特·霍爾（1990）所指出的：把社會認同的形式看作是一種持續不斷的變化過程，才是比較合理的。不過，不同的個體可能同時具有多重社會認同，這使得人們在不同的場合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不能用我們這裏所說的“宗族主義”認同方式來加以描述或定義。我們這裏所描述的“宗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