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爭論已經引發了大量的爭鬥和抗議行動。例如，1993年5月，為了抗議學校沒有把有關奇卡諾人（墨西哥裔美國人）的教學方案列入正式的學習課程，一群墨西哥裔大學生占領了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師樓，造成了價值5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諸如此類的衝突事件以至讓琳達·查維茲（Linda Chavez，1996）得出結論說：多元文化主義正在造成美國人的相互分離。教育評論家埃倫·凱·考夫琳（Ellen KCoughlin）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美國是關於一種共同文化還是多種各不相同、興許互不相容的文化的故事敘述呢？”我們需要對身份政治所具有的兩個防禦作用加以說明。第一，在許多現代國家中的確存在這樣的情況：社會中的一些群體或人群，如黑人、同性戀者和婦女等，已經遭受或正在麵臨各種形式的歧視，這也就是福山所說的缺少“被人承認”的現實。身份政治能夠提供一種群體穩定性，因此，它可以作為一種支持與保護係統；同時，這種身份政治也為反抗種種形式的不公正帶來一定的機會。
第二，本書以及許多身份政治的批評家所倡導的，把共同體或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與行動所麵臨的風險就是：它是在一種單一的意識形態霸權下考察文化的多樣性和差別性。眾多文化的趨同結果，難免會形成一種主導文化。相對來說，身份政治尤其是多元文化主義，潛藏著對於單一文化群體霸權地位的一種挑戰性。
這兩個問題——受歧視或不被人所承認與文化霸權——隻有在公正與不公的概念下加以探討，才有可能減少人們去尋求那種防衛性立場——某些身份政治學的特征之一——的必要性。我們接下來討論公共精神文化在這方麵所能起到的積極作用。
宗族主義與公共精神
我們在前麵已經分析了當前時期所出現的宗族主義的一些不同表現形式，現在，讓我們來討論公共精神文化在抑製這些態度和行為方麵所能發揮的作用。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推進公共精神文化發展的計劃能否獲得相應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還要取決於各個社會的不同特點。例如，在一些有著衝突曆史的社會中——如北愛爾蘭等——推進公共精神的計劃所能帶來的作用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況且，也是不可能付諸實施的。
一種公共精神文化對宗族主義態度可能形成挑戰，主要是因為：它有助於創建富有生機的、相互支持的和包容性的地方共同體，並能培養人際之間的互信關係和社會資源。具體表現在以下的一些方麵。
第一，如我們在本章中所分析的，不同種族、文化和民族群體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們這個個人主義時代缺乏安全感和共同生活形式所造成的結果。後福特主義的社會轉型，"毀了共同體賴以存在的基礎；對於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來說，市場化的思維方式占據了主要地位，這就使他們在發展共同體方麵表現得無所作為；這也意味著，在當前時期，種族和民族群體是僅存的，且為數不多的集體認同和支持係統的有效來源之一。因此，公共精神文化的發展有助於地方共同體的重建，這種共同體又可以作為相互支持、穩定性和集體行為的替代性資源，從而能夠抑製個人訴求於“宗族主義”群體的需要。
第二，亦如我們在本章中所分析的，由於人們在社會中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往往會感到自身被主流社會邊緣化，於是，宗族主義就有可能日漸活躍。人們之所以較容易被卷入那些帶有排外性的，甚至是極端主義特征的群體，是因為這些群體能夠提供一種替代性的形式保證，尤其是一種歸屬感和目標性。我們在這裏所提倡的公共精神文化不僅兼備了這些特性，而且是建立在包容性的基礎之上。我們應該激勵社會的所有成員，不分階級、貧富、種族、民族、年齡、性別和宗教信仰等——在第五章中所提到的各類刑事犯罪分子除外——參與各種形式的鄰裏或共同體活動。這類活動在為人們相互交往提供機會的同時，人們還可以從中學到新的技術和技能，進而在社會中發揮更有意義的、更富創造性的作用。
很顯然，倡導公共精神文化所帶來的包容性形式，也是有一定的類型限製的——它指的是通過從事或參與一種共同的行動，基本上能夠讓人們感到自己是一個社會或地方共同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的那些形式；它並不包含許多西方民主國家所普遍存在的那些具有社會排外性的形式，這些形式仍需要政府通過一係列的政策進行引導與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