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實的角度來看，環境保護意識意味著人們對待外在條件的觀念的改變。同樣，快速的汽車和當前的消費產品也改變了人們的對待內在要求的態度：人們可以擁有更多的時間，與我們的朋友、家庭和共同體在一起，或用來閱讀和學習外語等。從公共層麵上來說，這種觀念也迫使政府在製定決策時要優先考慮民眾的內在需要，其中可能包括對鄉村的保護和兒童的照料等一係列措施。也就是說，尋求幸福的觀念必定是與有效的和有價值的活動聯係在一起。如何才能把它們與公共精神文化結合起來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本章的第三節中加以討論。
最後，我們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對於亞裏士多德來說，還是我們這裏所使用的關於幸福感的概念，都不能被簡單地看成是等同於愉快或快樂的概念。正如在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85）在《倫理與哲學的局限》一書中所指出的，eudaimonia一詞與我們當今的快樂概念的含義是不一樣的：快樂指的是一種暫時的體驗，而eudaimonia指的是“一個人整個的生活狀態”。此外，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去探討：是不是任何內心體驗都可以進入到人的精神層麵呢？例如，當一個作者在寫完一本書的時候，他可能會伴隨各種的情感體驗，如完成寫作之後的喜悅與快樂，寫作過程中的緊張焦慮消除之後的輕鬆與寬慰，以及由於長時間的寫作而帶來的疲勞與厭倦等。有些作者在完成書稿後體驗到的也許是一種沮喪或空虛；而另一些作者體驗到的則可能是滿足和愉悅。
享樂主義觀點也因此受到了批評。單純地追求享樂主義目的，往往會無視或否定人的另外一些基本情感，如痛苦和焦慮等。隻有一個人經曆過各種情感體驗，他的生活以及人生態度才能變得豐滿而寬容。J.S.穆勒深知這一點的重要性，他在一篇題為“功利主義”（1991）的文章中闡述了有關快樂的觀點：
快樂並不是一種狂喜的生活狀態。如果沒有短暫的痛苦，我們就無法體驗到各種不同的快樂。對於整個生活來說，隻要積極的一麵占據了決定性的優勢，那麼，我們就是幸運的。我們不可更多地向生活索取其本身所能賦予的一切。隻有懂得生活的真諦，才會真正體驗到生命中的快樂。
羅伯特·諾齊克也曾闡述過類似的主題。他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1974）一書中說：盡管神經心理學家們能夠用他們發明的方法，在人的體內連續注射藥物可以使其始終處於快樂狀態，但是，願意這樣做的人可能還是不大會有的。
夥伴關係
夥伴關係或友誼，也應該是人類幸福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實，亞裏士多德在《尼可馬克倫理學》一書中對它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但在討論夥伴關係所能發揮的特定作用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一下亞裏士多德關於美德的思想，因為在他看來，友誼是人的基本美德之一。
在亞裏士多德看來，美德是eudaimonia的主要構成；怎麼才能獲得幸福——我們所必需的美德——是一個需要我們不斷加以思考的問題。一個人如同一個國家，他的成功有賴於他的善行；如果沒有美德，他是不會有善行的。美德並不是一個人用以達到“最終目標”的手段，而是一個人借以達到生動完美生活所具有的個性或品質。在亞裏士多德看來，這些品質包括：勇敢、節製、謙遜、自尊和坦誠等；幸福來源於以這些美德為基礎的或與這些美德相一致的行動。他說：對於每一個人來說，與其稟性相一致的行為是最值得稱道的；而對於一個理想的人來說，其賦予德性的行為是最值得稱道的。
不過，亞裏士多德關於美德的思想包含了一種直覺成分。他時常認為：一個人在表現出這些賦予德性的行為時，並不一定都有其充分的道德理由。例如，一個人之所以會表現出勇敢行為，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因為他具有了這樣的一種美德，而並不是因為他認識到這種行為方式所要達到的目的之後而采取行動。但與此不同的是，我們在本書中所討論的內容，則是主張人們采取一種更具公共精神的行為方式，即可以為個人，也能夠為社會帶來裨益的行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