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從與本書的主題密切相關的角度來看，福山用來證明社會秩序已經得以重建的統計數據，也並不是完全令人信服。我們可以列舉其他一些因素來說明他所采用的統計數據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並沒有什麼關聯性。例如，更加有效的治安措施也可以導致犯罪率的下降。而且，這些統計數據頂多也隻能說明發生在發達工業化國家的一種暫時現象。正如福山本人所指出的：“社會秩序的改變要經過時間的檢驗。”正由於這個原因，本書基本上不采用類似的統計數據，而是著眼於我們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一些基本的或明顯的發展進程。
至於道德保守主義的複蘇跡象，也是一種暫時的現象。事實上，這種複蘇跡象可以理解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個人主義表現形式而已，它反映了一些人想重返業已消逝的歲月的一種願望，而不能說明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已經形成。而且，道德保守主義的複蘇跡象，似乎也僅局限於美國；在歐洲國家，幾乎看不到這種複蘇的跡象。例如，在英國，保守黨在上世紀90年代早期發動了一場“重返基本原則”的運動，但結果因英國民眾對此缺乏熱情和想像而告失敗。
再次，事實上的後現代性的基本進程正與福山的看法相背離，它們導致了社會安全性的進一步降低，個人主義行為方式的進一步蔓延以及社會資源儲備的進一步衰竭。至少，本書是抱持這種觀點。而且，全球化、後福特主義或後工業主義以及反傳統性至今仍沒有出現衰退的跡象。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幾乎看不到新的協作形式和一種新的社會秩序能夠得以產生的前景。
因此，我們不可能指望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會自然形成，並指望它能夠應對這個後現代社會給我們的生活所帶來的種種負麵影響——公允地說，福山應該意識到自己觀點的局限性。所以說，我們亟須設計出一種推進公共精神文化發展的策略或其他形式的公共幹預政策。福山最後也承認：社會秩序的重建，不能隻依賴於個人與共同體的互動作用，它還需要公共政策的推動。
對公共精神文化的展望
本書所建議的弘揚公共精神的行為樣式，不一定普遍適用於所有的國家，同時，也不同於其他國家曾經出現的行為樣式。人們奉獻自己的時間去參與共同體活動和誌願者組織的實踐，已經廣泛地出現於發達工業化國家，即便在體製上看上去截然不同的國家，如日本與美國，這樣的實踐活動也非常普遍。就前者來說，福山認為“日本社會擁有非常普及的自發性組織”，而其中的大部分組織被日本人稱為“小型”社團。這些社團的形成——人們可以自由參加，並不一定是以親屬關係為紐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與維護了傳統的藝術和工藝的發展。
美國有著悠久的聯合會曆史。早在19世紀30年代，托克維爾在遊曆了美國之後寫成著名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他在書中指出：人們以聯合社團和協會的形式來解決共同麵臨的問題或處理各自特定的需要，這是美國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他在書中寫道：這些不同的社團和協會網絡構成了各種交叉縱橫的社會共同體。但是，托克維爾在書中所描繪的景象並不是建立在具體、廣泛的調查研究基礎之上，因此，也有可能導致他高估了這些社團和協會在美國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羅伯特·帕特南對美國的共同體生活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他基本上讚同美國在這方麵有著悠久曆史的觀點，尤其認為在19世紀後期美國的社團組織出現了一個“繁榮”時期。他說：“在19世紀最後的幾十年中，美國人創建並加入了無以計數的自發性協會。”但如我們在前麵所討論的，最為關鍵的是，帕特南和福山等學者都已經指出，現在的美國社會正在喪失這種傳統，而變得越來越個人主義化。
英國社會雖然也同樣正在變得越來越個人主義化，但它擁有眾多的慈善機構，許多人通過這些誌願者組織奉獻自己的時間去保護那些古老的建築、村莊和曆史遺跡等；同時，也設立了許多誌願者工作計劃以鼓勵年輕人積極參與誌願者行動。最近，還創建了一種所謂“時間銀行”的全國性資料庫，民眾可以把自己的興趣、專長，願意從事的誌願者活動內容，以及什麼時候能有時間去參加活動等信息儲存在其中，當某種慈善活動、誌願者行動或社區服務活動有需要時，就可以在“時間銀行”中調出合適的誌願者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