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可逆性。人類對環境的過度利用一旦超過環境自身的承載能力，就會對環境造成破壞，而且這種破壞是不可逆的，至少在目前科學技術水平下，要恢複大麵積受到破壞的環境是不可能的。自然界是一個循環係統，而人類生產過程中的資源消耗都是直線上升的，以致一些自然資源發生了不可逆的變化。而人類社會的早期，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同樣給自然帶來影響，存在生態安全的隱患；但是，通過自然界的自我恢複能力，能夠維持生態平衡。時至今日，人類在自然界活動的範圍和力度今非昔比，對自然界的影響力度之大、影響範圍之廣是自然界的自我恢複能力無法挽回的。任何一個生態係統的環境支持能力都有一個限度，一旦超過其自身恢複的“閥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轉的後果。曆史上的黃土高原曾經五穀豐登，而今天治理黃土高原已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並且收效甚微。
（3）滯後性。生態安全問題主要方麵是由於人和社會生產活動引起的，與這種活動產生的經濟價值相比較，它的不良的環境後果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表現出來，具有滯後性。這種滯後性是普遍的，大氣和水源受到汙染，土地受到侵蝕，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慢慢地出現，森林慢慢地消失，其嚴重性一時難以發現，環境危害從開始到“崩潰點”的出現有一個過程。例如，馬斯河穀事件、骨痛病事件等都是水汙染、大氣汙染和生物汙染經過很長時間的逐漸積累，當它造成許多人死亡和無盡的痛苦時，人們才發現。這些問題顯現的滯後性給人們及時認識其危害增加了困難，使人類麵臨的問題具有很大的挑戰性。
（4）長期性。生態環境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曆史過程。人類一旦對生態環境施加某種影響，那麼，這種影響會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會作用到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在當前條件下，這種影響以負麵影響為主。許多生態問題一旦形成，要解決它就要在時間和經濟上付出很高的代價。20世紀70年代初竣工的非洲巨大的水利工程阿斯旺水壩給埃及帶來了廉價的電力，也控製了旱災；但是，這一工程破壞了尼羅河流域的生態平衡，引起了一係列未曾預料到的嚴重後果。地中海近岸因缺乏由大陸帶來的鹽分、養分，浮遊生物缺乏食物，以致沙丁魚的捕獲量由1965年的15000噸降到1968年的500噸，原來奔流不息的尼羅河下遊變成了靜止的湖泊，為釘螺、虐蚊的繁殖提供了條件，尼羅河一帶居民的血吸蟲病發病率高達80，多年來，尼羅河流域的生態問題引起了當地政府和各國科學家的關注，但是，恢複該地區的生態平衡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此外，生態安全還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安全是對生物主體而言的，涉及主體與其物理、生物和社會環境的關係；係統性：生態安全不等於環境安全，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不由環境狀態來唯一決定，而是生物與多維環境因子組成的關係網鏈的係統功能狀態；層次性：生態安全是一定尺度生態係統的安全，從全球及區域生態安全、城市及人居生態安全、工礦及農場生態安全，到人群及人體生態安全；相對性：生態安全的程度由主體的主觀滿足程度和參照係來決定。
二、西北民族地區生態安全與水資源製度創新的曆史回顧
西北少數民族聚居的大麵積區域是我國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三條大河從這裏起步，蜿蜒流向各地；這裏有充沛的水資源，素有“高原水塔”之稱；這裏蘊含著極其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是世界上罕見的遺傳基因資源庫……總之，西北民族地區的生態安全關係著全國的生態安全，保護西北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是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方麵。在西北民族地區生態環境保護中，水資源保護是重中之重。圍繞水資源保護，西北民族地區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體現出了不同的水資源保護與管理製度。
大致來講，西北民族地區生態安全與水資源製度經曆了如下三個發展階段，即萌芽時期、發展時期和成熟與持續發展時期。
1.萌芽時期
從時間上來說，這一時期主要是指新中國成立後到20世紀70年代的曆史階段。總體而言，在這一時期內，西北民族地區的生態安全和水資源問題沒有引起國家和社會的普遍重視。一方麵，這與國家發展經濟的戰略有關，另一方麵，由於受到民族習慣及宗教等的影響，人們也忽視了這一問題。在這一時期，我國西北民族地區生態安全與水資源製度初現端倪，甚至局部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總體而言，造成這一時期西北民族地區水資源問題的主要原因是人為過度開墾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