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變的，還有寫作。這是老舍的原話：“在抗日戰爭以前，無論怎樣，我絕對想不到我會去寫鼓詞與小調什麼的。抗戰改變了一切。”（《我怎樣寫通俗文藝》）他從來是單純的小說家，連詩都極少寫。
而今，“人家要什麼，我就寫什麼。我隻求盡力，而不考慮自己應當寫什麼，假若寫大鼓書詞有用，好，就寫大鼓書詞。藝術麼？自己的文名麼？都在其次。”（《這一年的筆》）此中有熱忱，有高貴的愛國心。盡管如此，也有朋友婉轉地表示了不讚成。
一九四四年，胡風寫文祝賀老舍創作二十年，針對老舍“曾寫過許多應酬式的文字，連別人出題目的劇本也寫了一兩個”，提出“‘救急’的工作並不能和藝術創作的工作截然分離，真正能夠收到‘救急’效果的工作一定要通過藝術創造”的意見。
道理上胡風是對的，但畢竟是民族存亡的非常時期，老舍亦屬迫不得已，隻要非常之態不變成常態。老舍當時正是這麼看的，友人間交談時，他“常常說過，等戰爭結束了，要好好地認真地寫幾部作品，意思是，在抗戰當中，隻好做些‘救急’
的工作，忍痛犧牲掉創作的誌願。”（胡風《我與老舍》）但事與願違。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胡風在一九四四年的提醒，真的成為老舍寫作的基本特點。追溯起來，這轉變最初還是拜日本人所賜。老舍自己講得清楚，若非這場戰爭，他“無論怎樣”、“絕對想不到”會把寫作變成宣傳，產生“藝術麼……都在其次”的想法——“抗戰改變了一切”。
抗戰勝利後，他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在那裏一住三年半。美方的邀請，原本為期僅一年。期滿，同伴曹禺準時單獨回國，老舍卻留下來。此後便無美國官方資助，需要自掏腰包維持。盡管如此，老舍仍選擇留下。從當時在美與老舍有過從者的敘述來看，老舍並不喜歡美國。可是，“等戰爭結束了，要好好地認真地寫幾部作品”那樣的願望，在他心中已存了好幾年。而遙遠的祖國，他離開後數月，就又陷入戰亂。
在美三載，除頭一年以遊曆為主，以後，都在勤奮寫作中度過。他重新回到戰前那種安靜而單純的文學狀態，寫作質量亦同時回升，標誌就是巨著《四世同堂》的最後完成。還完成了長篇小說《鼓書藝人》，改編短篇《斷魂槍》為三幕四場英文話劇，在人協助下將《四世同堂》和《鼓書藝人》譯成英文。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第一次文代會在北京正式開幕，座中沒有老舍。文代會經曆了三個多月的籌備期，這麼長的時間裏，以郭沫若為首的籌委會有無與在美國的老舍聯係，聯係的情況又如何，不得而知。現在知道的情形是，文代會期間，周恩來提議應該把老舍請回來，於是文壇名人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曹禺、田漢、馮雪峰等三十餘人，聯名致信，請他回國。聯名信的形式，比較官樣，老舍有無答覆，如何答覆，不明。經考慮，周恩來改換方式——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委托與老舍有特殊情誼的女作家趙清閣寫信，明確轉達來自周本人的聲音。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後一周，老舍出現在美國西海岸，準備從那裏搭船經香港回國。著名翻譯家喬誌高（高克毅）及家人，是最後目睹他登上“威爾遜總統號”的人。分手前，老舍對喬誌高表示，回國後要實行“三不主義”，“就是一、不談政治，二、不開會，三、不演講。”（《老舍在美國》）出此之言，不知是刻意說給喬誌高聽的（喬本人是自由知識分子，但與國民黨駐美大使館關係密切），還是表明他自己心中盤旋著一些問題。
可是，一下船，他就以嶄新姿態在新中國亮相——當時，黃裳熱情地讚揚說：
“老舍已經不是從前的老舍。”黃裳的這篇《老舍在北京》（《文彙報》1950年2月28日），或許是最早向讀者報告歸國後老舍近況的文章。在那裏麵，老舍似乎始終在表達對美國社會、美國文化的鄙夷、嘲諷和挖苦。“別提美國了，一提就是一肚子氣！”其中有一部分是真情實感，不過，這樣集中強烈地渲染，大約不僅僅為了表達對美國的印象，否則無法解釋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他在致同行吳祖光信中所發出的感慨：“假若我們能有美國那樣的物質條件，與言論自由，我敢說：我們的話劇絕不弱於世界上任何人。”
黃裳還寫到一個場景：“那天吃飯，他端起杯子來，向對麵的吳晗副市長幹了一杯，提起了嗓門，當場表演了兩句：‘第一位民選的市長，他叫吳晗！’字正腔圓，獲得了滿屋子的彩聲。”不知道為什麼黃裳會使用“表演”這個詞，可能老舍念那句話時，帶上了戲劇道白的口氣吧。
到一九五四年，全國人大會議上，老舍當眾說了一段話。那段話，前麵我們曾引用過半句，即“我本是個無黨派的人”。
完整的是：“我本是個無黨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麼派呢？‘歌德派’。”
（《林斤瀾說》）
這時候，老舍已是從“民主主義作家”
轉變為“社會主義作家”的標兵、典範，從而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整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大致都保持了成功者形象。黨給了他這樣的含義，他也盡心盡力維護。蕭乾回憶，建國後頭幾年五一遊行，老舍永遠走在“隊伍前麵”。冰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