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歡迎時，聽的全是稱讚的話，他也慣了”。蕭乾還拿傅雷相比較，認為傅雷是“純書生”，老舍不是。白樺感到老舍有“居高臨下心態”。（均見李輝編：《老舍——消失了的太平湖》）
那些熟知他的過去、對他轉變經過“缺席”的人，反應是無從理解、難以置信。老舍重慶時期密友梁實秋說：“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政治主張，就是有也不鮮明。
我隻知道他有一個悲天憫人的同情窮人的態度。他基本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自由主義者如何能夠搖身一變而成為‘歌德派’？如何能自稱所寫的東西是‘遵命文學’？這變化如果是真的，簡直不可思議，這事實我無法接受。”（《憶老舍》）不妨參考一下本文先前呈現的老舍，就能理解梁實秋為什麼斷然說“這事實我無法接受”。反差太大了。
關鍵是老舍內心究竟怎樣想？他的春風滿麵，大家都看在眼裏。對於轉變如此成功，他有所欣喜，甚至自得。這一點，不要去懷疑。然而，除非他原本對文學對世事對人生的態度，不代表他的內心，不是從他稟性和情感世界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來，否則，我們就不能回避那些反差或不協調的狀況。
並非沒有蛛絲馬跡。一九五一年，老舍有一文《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寫置身鬥地主現場的感受。“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打！’為什麼不打呢？！……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他說，“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那麼，原來他是怎樣一個人呢？“我向來是文文雅雅的人。
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
寫這幾句時，老舍腦海也許會浮現當年他寫在《趙子曰》裏的另一段話：
在新社會裏有兩大勢力：軍閥與學生。軍閥是除了不打外國人，見著誰也值三皮帶。學生是除了不打軍閥，見著誰也值一手杖。於是這兩大勢力並進齊驅，叫老百姓們見識一些“新武化主義”。不打外國人的軍閥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夠當軍閥的資格。不打軍閥的學生要不打校長教員，也算不了有誌氣的青年。
這大約可為“我向來是文文雅雅的人”以及“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做注腳。他知道自己“變”了，他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內心不是沒有掙紮。
對此，他是這麼勸說自己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的本色變成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樣的書生！”
他一定不隻是在那天鬥地主時，對自己有過勸說。這樣的時候，這樣的事情，這樣的勸說，一定還有很多；包括怎樣看待文學、怎樣做作家、怎樣運用手中的筆。他在方方麵麵改變著自己，從“過去”
走出來，走往新的方向。
他走得很順利。別人都覺得他很順利。到《茶館》以前，亦即一九五七年，大約都是如此。
《茶館》成為現在的樣子，經曆了一些過程，人藝院長曹禺、導演焦菊隱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這些，且按下不表。總之，幾經改易，《茶館》成為目前唯一公認的老舍晚年真正反映他藝術水準的作品。一個主要原因，是這部劇作一改老舍解放後創作緊密配合時事的路子，回到了老舍自己，回到了他擅長的生活、人物和語言上，有如珍珠拂塵，放射出本來的光芒。但是，公演以後不久，《茶館》就引起有關方麵批評，中途被禁。這一禁，就直到“文革”之後，才重新與觀眾見麵，而作者本人早已不在人間。
《茶館》被禁，對老舍打擊相當大。所謂有“居高臨下”之態的老舍，開始轉向低沉。雖然還在努力維持“配合”的姿態，較前幾年卻明顯力不從心或心不在焉。動筆寫長篇小說《正紅旗下》，是一個重要信號。
關於《正紅旗下》，有兩個要點：第一，它是《茶館》藝術取向的延續、重複和肯定，即跳出“配合”，回到老舍自己，回到他擅長的生活、人物和語言；第二，這是時隔多年後，老舍重新揀起他的老本行——小說創作。解放後，他的寫作體裁一直以話劇為主，兼及戲曲、曲藝，他解釋過原因：
“以一部分勞動人民現有的文化水平來說，閱讀小說也許多少還有困難”，“而看戲就不那麼麻煩”。（《老舍劇作選·自序》）便於普及，亦即便於“宣傳”和“配合”。那麼，拾起廢棄多年的小說，其意味不言而喻。
可惜，《正紅旗下》隻寫了十一章，遠未完成。不然，它必成為《茶館》之外另一部真正反映老舍藝術水準的晚年作品。
沒有寫下去的原因，不是缺少時間，也不是健康欠佳。研究者稱：“一九六二年七月，因文藝界批評長篇小說《劉誌丹》，文聯開始整風，形勢險惡，老舍被迫停寫《正紅旗下》。”（蔣泥：《老舍之謎》）晚年，兩次真正回到自己的創作，一次停演，一次停寫。相似的結局，並非巧合。一九五七年後的老舍，是否又發生了“否定，否定之否定”式的變化，需要研究。但是，他最後投入著創作的兩部作品，較幾年前（《龍須溝》、《方珍珠》、《春華秋實》、《西望長安》、《紅大院》、《女店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