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蔚
2005年，江蘇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台灣曆史學者汪榮祖早年的隨筆集《學林漫步》，新版中增加了十餘篇近年撰寫的文章。[1]這本書中，討論史學研究的《外國史研究》和《中國文史之學的危機與轉機》，以及懷念周一良的《長使書生淚滿襟》都提到了一位他在台灣大學就讀時的老師，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獲得史學博士的徐子明。[2]對這位師長最詳盡的記述是書中收錄的《懷念宜興徐子明先生》，在這篇長文裏，汪榮祖以敬仰的筆調回顧了徐子明的生平，一個憂心中國文化命運的博學大儒形象躍然紙上。遺憾的是，文中對徐氏求學、任職經曆的記敘，對其道德學問的褒揚實際上充滿虛構和誇飾，嚴重背離了史家應有的嚴謹。
學曆之謎
據《懷念宜興徐子明先生》所述，徐子明名徐光，1888年出生，江蘇宜興人，自幼通讀四書五經，1902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與陳寅恪同學，十九歲即1907年時從南洋公學畢業。[3]汪榮祖早在1976年便出版了《史家陳寅恪傳》，此後又數次修訂重版，對陳氏的生平理應了如指掌。然而陳寅恪從未在南洋公學讀書，他在上海隻就讀過複旦公學。[4]在《史家陳寅恪傳》中，汪榮祖並沒有弄錯這一基本情況：“光緒三十三年（1907），他（陳寅恪）考入吳淞複旦公學，為插班生，同班同學中有後來留德獲海德堡大學史學博士的徐子明。”[5]姑且認為汪氏在寫《懷念宜興徐子明先生》時不慎出現筆誤，將複旦公學寫成南洋公學，但兩書中的時間又發生了明顯的矛盾：陳寅恪1907年入學，徐子明1907年畢業，二人怎麼會是同班同學呢？
根據複旦大學檔案館館員孫瑾芝、楊家潤在《陳寅恪入複旦公學年月及是否畢業考》中提供的資料，陳寅恪在該校檔案館所藏複旦公學1908年春季的學生名冊中是備齋丁班生，入校的時間為1905年秋。[6]複旦公學當時有甲至庚共七級學生，其中甲、乙、丙為正齋生，丁、戊、己、庚為備齋生。複旦公學屬高等學堂性質，正齋為“大學之預備”，備齋則是正齋的預備。[7]1930年編製的《複旦大學同學錄》中，收有從複旦公學到複旦大學的曆屆畢業生名單。在1908年第一屆高等正科（即正齋生）的8名畢業生裏，有位名叫徐仁錆的人。[8]結合徐仁錆、徐子明這兩個名字的留學和任教經曆可以斷定（詳見後文），徐仁錆就是徐子明的原名。1908年，當陳寅恪還是一名備齋生時，徐仁錆已經從正齋畢業了，可見二人至多隻是校友，並非同班，原不必硬拉陳氏充作徐氏的背景。
陳寅恪與南洋公學無關，徐仁錆卻的確在南洋公學讀過書。在1926年出版的《南洋大學卅周紀念校友錄》中，曆屆學生名冊裏便有徐仁錆的名字，注為“號佩銑”，[9]但沒有詳細的個人信息，也沒有記錄在校時間。1902年，南洋公學中爆發風潮，部分學生憤而退學，後進入馬相伯出資創辦的震旦學院就讀。1905年，由於與校中任教的法國天主教耶穌會教士發生衝突，馬相伯率學生退出震旦，隨後另組複旦公學。[10]從時間上看，徐仁錆當是先入南洋公學，後入複旦公學，且很可能經曆了從南洋到震旦再到複旦的軌跡。
對於徐氏此後的求學生涯，汪榮祖的描述是：“宣統二年（1910年），徐先生考取首屆庚款留美，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曆史係習西洋史，不到三年，於民國元年（1912年）獲得學士學位（B。A。），因成績優異，並通多種歐洲語文，又有一篇論文受到一位德籍教授賞識，遂由該教授推薦赴德，入著名的海德堡大學專修西洋中古史，在兩年內《中世紀之特色》（Die Eigentümlichkeiten des Mittelalters）為題的論文，取得博士學位（Dr。Phil。）。”[11]在汪榮祖看來，“能以如此短速的時間內完成學業”，“足見其能力之高超以及學問之豐碩”，[12]可惜這段天才般的留學經曆卻絲毫經不起推敲。
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決定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的多餘部分，中美雙方隨後商定自1909年起每年派一定數量的中國學生赴美留學。[13]1909年7月，遊美學務處成立，9月舉辦第一次留學考試。汪榮祖將首屆庚款留美的時間寫成1910年，屬於基本史實錯誤。這次留學考試錄取47人，其中姓徐的學生有兩位。[14]從籍貫和留美的學校、專業可以判斷，他們顯然都不是徐子明。而通過了初試進入複試的68人名單中，[15]也沒有徐氏其人。
1910年7月，遊美學務處舉辦了第二次庚款考試。初試考國文和英文兩科，平均分數及格者均予以錄取。共有272人進入初取名單，其中出現了徐仁錆這個名字。[16]初試放榜後，緊接著又進行了為期三天，包括多門科目的複試，最終錄取70名考生獲留美資格。複試內容偏重於理科，考生的排名也因此與初試有了很大變化，如初取名列榜首的傅驌在複試後便落到了第23名。[17]初試考了第10名的胡適複試時對“臨時抱佛腳預備起來”的幾門理科自覺“很不得意”，結果名列第55.[18]徐仁錆雖然在初試中位列第25，複試後卻落選了。
複試成績不夠，沒能直接留美的這部分學生也有去處。“其各科學力深淺不齊，而根柢尚有可取，年齡亦屬較輕之各生，亦經從寬選取一百四十三名，擬俟新建肄業館落成，收入高等科，分班肄習，以資預備。”[19]徐仁錆便是被錄取到遊美肄業館高等科的143名學生之一。[20]1911年2月，遊美肄業館更名為清華學堂，4月正式開課。6月，留美考試再度舉辦，從清華學堂高等科學生中錄取了61人（另有兩名中等科學生）作為第三批庚款留美生，這次徐仁錆入選了。[21]1911年7月遊美學務處上報的這份名單中，徐仁錆的年齡為21歲。汪榮祖文中稱徐氏出生於1888年，則1911年時徐氏實際年齡應為23歲，按中國傳統的計齡方式為24歲。1909年外務部製訂庚款留美考試辦法時，對考選學生的年紀做出了規定，分第一格和第二格。經考試直接派遣到美國大學學習的為第一格學生，年齡需在20歲以下。[22]官方登記在冊的前兩批庚款生的年紀確實都不超過20歲，第三批學生中由於有上一次考試的備取者，故部分人的年紀為21歲。[23]如果徐仁錆生於1888年，他在1910年參加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試時便已超齡，當是為了符合規定而填報為20歲。
第三批庚款生於1911年8月啟程赴美，而汪榮祖文中稱徐氏在1912年獲得威斯康辛大學的學士學位，這就不免使人心生疑竇：即使聰明過人，一名隻有相當於大學預科學曆的中國學生是否能夠用一年時間完成美國大學的全部學業？而汪文還稱，徐氏在從威斯康辛畢業後因為成績突出赴德留學，在兩年內，也就是1914年取得了海德堡大學的博士學位，這顯得更加神奇。
1917年，清華學校的留美學生通訊處編輯了一本中英對照的《遊美同學錄》（Who’s Who of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ts），收集了一些從清末至1917年畢業回國的自費和官費留美學生的個人信息，但其中並沒有徐氏。[24]1925年出版的《清華一覽》裏收有“遊美畢業回國學生一覽表”，包含了曆屆庚款留美生的完整名單。在“第三批 六十三名 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三日放洋”中，有這樣一條記錄：[25]
此處的名單裏已經沒有徐仁錆這個名字，而隻有徐光，可見當時徐仁錆已經改名為徐光。1937年4月印行的《清華同學錄》也輯錄了曆年清華留美學生的名單，在“一九一一考選留美同學”中，徐氏的資料為：[26]
兩處統計材料都包含了通信地址這樣的私人信息，說明編者在成書前與當事人應有過聯係。但徐氏的學位卻一下子從學士變成了博士，且獲得學位的時間也大有蹊蹺。在《清華同學錄》的名單中，其他1911屆留美學生最早獲得學士學位的是威斯康辛大學的陸懋德和密歇根大學的史譯宣二人，均為1913年。絕大部分學生獲得學位的時間在1914至1917年。即使是前兩批庚款生，能在1912年拿到學士學位的也寥寥無幾，1909年第一屆和1910年第二屆學生中分別各有兩人。兩年從美國大學畢業，對於當時的那些中國學生來說已經很難實現，何況是一年呢？
而與徐仁錆同年考取庚款留美，並一同到威斯康辛就讀的梅光迪在留學期間寫給胡適的一封信，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徐氏的為人，也可作為推翻其1912年本科畢業這一說法的有力證據。梅光迪1908年從安徽高等學堂畢業後，到上海進入複旦公學繼續學業。次年，他經安徽同鄉介紹結識了也在上海求學的胡適，成為好友。1910年，二人一同北上參加了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試，[27]胡適順利考取，梅光迪則和徐仁錆一樣成為備取生。胡適赴美後，梅光迪一直與其保持通信往來。此後梅氏經過在清華學堂的短暫學習，於1911年通過庚款考試。梅光迪沒有選擇胡適所在的大學，二人仍通過信件進行聯係，對彼此的思想和生活動態都很了解。1912年4月30日，梅光迪滿懷憤慨地致信胡適，講述了在威斯康辛的兩位室友徐氏和陸氏對他的欺淩：
徐在複旦畢業時，迪始進複旦為末班生，程度相差至七年之遠，故徐向以前輩自居，而性尤傲僻。其視吾輩猶無知小兒耳，且非但視吾輩如此，其視天下人皆無知小兒耳。迪向未與之深交，彼此不相聞問，自至清華始稍稍與之周旋，以為其人雖不足交，然外貌酬應固無傷也。至此邦，渠本欲以複旦卒業文憑作為此邦B。A。文憑而直接進Graduate School，乃本校不許其請，置之Sophomore之班，渠恨極。適迪亦置此班，渠益恨，而忌迪之心遂甚。自此逢人輒罵迪。……迪始來此，適與其同舍，旦夕相見，渠視迪為眼中釘，刻刻不自安，日思設法中傷之。同住陸某亦老朽而怪僻者，陸又山東產，北方之強，一言不合，拔劍而起。陸之罵人忌人本領差堪敵徐，徐於是深接之，稱為知己。徐陸二人讀書本不多，然竊得明末人習氣，又聞今世西人有言論自由之說，與夫所謂有強權無公理者，於是以罵人為真言論自由，以為個人交際亦須講強權。而縱論當世人物，信口唾罵，亦吾國名士所樂許。陸徐兩人受病之深全在於此故。[28]
對照庚款留美名單，經1910年考試錄取到清華學堂，隨後又在1911年留美的徐姓學生隻有兩位，一個是威斯康辛的徐仁錆，另一個是去了普渡大學的徐書，後者與梅光迪所指明顯不符。1908年複旦畢業這一信息也進一步印證了梅氏筆下的那位室友就是徐仁錆。[29]而第三批庚款留美生中，在威斯康辛的山東籍陸姓同學，隻有陸懋德符合條件。[30]
梅光迪寫這封信的本意，是想向胡適澄清當年2月與陸氏發生的一場衝突，並請胡適在留美中國學生中為其洗脫動手傷人的汙名。據梅氏所述，威斯康辛的中國學生開會時，陸與梅發生爭執。陸飛腳向梅踢去，梅起身閃避，陸收腳不及，摔倒時碰到椅子，撞破了頭。在場眾人中隻有徐氏要求將陸送醫治療，並主動提出陪其前往。學生會會長等同學勸說梅當晚不要回宿舍，以免陸徐二人對其不利，梅當晚便到他處借宿。第二天，庚款留學生每月生活費的70元支票恰好寄到宿舍，陸便偷拆了梅的信件，到銀行冒用梅的簽名取出了錢，聲稱要從中扣除20元醫藥費，剩下的錢可以還給梅。梅和其他同學得知此舉後非常氣憤，商議後決定由梅寫信給留學生監督黃氏（當時的駐美遊學監督為黃鼎）報告事情經過，要求對陸做出處理，並稱陸是“為人所愚（暗指徐）”，在場學生除徐外都簽名表示支持。經過黃氏的調停，最後決定讓梅賠償陸10元，從此後月費中分五個月還清，陸將冒領的70元寄給黃監督，再由黃作為中間人寄還給梅。陸此前在學校中的表現很差，已有多門功課不及格，出了這件事之後，“數日後即往Ohio去矣”。[31]由此可見，《清華同學錄》中稱陸懋德1913年獲得威斯康辛的學士學位並不準確。[32]更早的《遊美同學錄》中記載陸懋德的學士和碩士學位都是從俄亥俄大學取得，[33]當更為可靠。
陸轉校後，梅也搬了家，原宿舍中隻剩徐氏一人，但黃監督卻將退款支票仍然寄到了那個地址。結果徐又重蹈了陸的覆轍，偷偷扣下支票，假冒梅的身份去銀行把錢取走了。黃、梅溝通後察覺支票遺失，到銀行查詢，認出取款簽名為徐之筆跡，打算去找徐對質。梅盡管生氣，卻也不想做得太絕，還在替對方考慮：“此事始終不能令銀行知，以中人全體名譽攸關也。若令銀行查辦，則極易著手，徐不免受縲絏之辱也。”梅光迪寫信給胡適時，此事尚未了結，梅相信黃氏會秉公處理，請胡“靜候好消息”，並請胡適不要對外宣揚這樁竊案。[34]然而梅光迪致胡適的下一封信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並未收錄，《胡適留學日記》中，1911年11月至1912年8月期間的“北田（Northfield）日記”又恰好遺失。梅光迪在這封信中留下的懸念，如今大概已無從揭曉。
梅光迪似乎沒什麼必要特意向胡適誣陷他的同學，在中國留學生的小圈子中，撒了謊也極易被拆穿，信中提及的留學監督和學生會長等人均可作為旁證。如果梅氏所言屬實，徐氏的人品和學位都大有問題。徐仁錆1911年秋季到威斯康辛時是以“sophomore”（本科二年級學生）的身份開始學業，絕不可能1912年便拿到學士學位。
晚近出版的《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裏，收有前三屆庚款留美生的個人信息彙總。在1911年第三批派出學生中，徐氏的情況記載如下：[35]
據該書編者標注，這份“清華學校留學回國學生”名單是“案存教育部檔案室”。因此這一資料當有很高可信度，也就是說，徐仁錆1914年在美國獲得學士學位，之後就回國了。1911年入本科二年級，1914年畢業，時間上也顯得合理。但這樣一來，徐氏的海德堡大學博士學位又是何時獲得的呢？姑且認為民國教育部掌握的資料不夠全麵，徐氏1914年結束本科學業後並沒有回國，而是冒著歐戰的炮火奔赴德國留學，且如《清華同學錄》所載，1916年從海德堡博士畢業，如此則又與他後麵的任教經曆發生了衝突。
汪榮祖文中稱，“徐先生自民國四年（1915年）起，就在北京大學執教，授希臘羅馬文學史與德文，傅斯年恰為其德文班上學生。”[36]說徐氏1915年任教於北大是準確的。1918年出版的《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中列有北大現任和離任職教員的名單，前任教員裏便有徐仁錆，在職時間記載為“民國四年九月”至“民國七年一月”。[37]北大卻並不是徐氏歸國任教的起點。根據徐悲鴻遺孀廖靜文所著傳記，1915年，徐悲鴻在父親去世後決定到上海謀生，“在上海中國公學擔任教授的同鄉徐子明先生”熱情地向複旦校長李登輝推薦，為徐悲鴻求職。徐悲鴻便於1915年夏天來到上海，但這次舉薦無果而終。“不久，徐子明接受了北京大學的聘請，離開了上海。”[38]此番回憶恰好與教育部檔案材料中徐氏1914年回國這一時間點相吻合，進一步說明他在結束留美學習後便開始了任教生涯，沒有再去德國讀博士的時間。
1960年代，袁同禮在美國先後整理出版了截至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博士論文目錄。其中的留歐博 士 名 錄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1907-1962[39]一書中，並沒有收錄以Die Eigentümlichkeiten des Mittelalters為題的博士論文，也沒有作者是徐仁錆、徐佩銑、徐光、徐子明或相似中文名譯音的任何論文。考慮到袁同禮所編目錄存在遺漏的可能，筆者委托友人查閱了海德堡大學檔案館中保存的博士論文目錄（Philosophische Fakult？t）和相關年份的學生注冊名單（Personalverzeichnis 1911/12—1916/17），均未發現可能與徐氏有關的記錄。[40]綜合以上各方資料可以判定，徐子明的所謂海德堡博士頭銜，乃是子虛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