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林漫步》中，《懷念宜興徐子明先生》的下一篇文章就是《胡適的博士問題》。汪榮祖稱胡適在博士學位未到手之時便自稱博士，有失讀書人的“真誠”，有“‘欺世盜名’十年之‘罪’”，甚至還舉出袁同禮編的“博士榜”為證，[41]可見他早已看到袁氏所編目錄。胡適1917年歸國前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了博士論文答辯，但遲至1927年才正式獲頒博士學位，個中緣由早已是學界聚訟紛紜的話題。[42]胡適錯在以博士候選人的身份提前享用了博士的名號，但至少其留學經曆和博士論文本身都還是貨真價實的。而汪榮祖一麵嚴詞指責胡適，一麵卻對徐子明徹頭徹尾的假博士大加標榜，評判尺度反差之巨殊為罕見。
1975年，徐子明去世後，其子徐棄疾和其女徐令儀將徐氏在台灣的著述輯成《宜興徐子明先生遺稿》出版。書中收錄了徐子明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的中英文函劄多封，其中“複鬱德基書”注中附有鬱德基1972年致徐氏之信的摘錄：“光緒年間先生考取南洋公學之時，基亦在南洋公學肄業，惟僅同學半年，彼此似不相識。至清末宣統三年春間，其時清華大學剛在北平開辦，先生考取留學生，當時規定留學生均需在清華大學受美國教授指導半年，然後出國。其時基為清華教習，教普通學生……”[43]而英文信函的最後一封是徐氏於1972年逝世前不久寫給英國心靈研究會（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的信，闡述了對心靈學的理解和向往，並索取相關書籍。在附言中，徐氏介紹了自己的身份，自稱“a graduate from Heidelberg in 1911”（1911年海德堡大學畢業），[44]將獲得博士的時間徑直提前到1911年。
老友的回憶中已經明確指出了徐氏考取出國留學的時間是宣統三年（1911），徐氏本人竟敢自稱在這一年從海德堡大學畢業，直到去世仍以博士頭銜自居，未免令人齒冷。詭異的是，盡管在文集中徐氏的謊言分明已露出了馬腳，這個彌天大謊卻似乎從未受到懷疑。台灣“國史館”出版的《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中收有一篇未署作者的《徐子明先生傳略》，文中將其留學過程記述為：“既冠畢業，北上應清華大學甄選赴美留學之試，榜出，名列第一。先生遂於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秋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治歐洲近代史及德國文學，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夏畢業，即赴歐，於是年秋入德國海特爾堡大學，治歐洲中古史，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得哲學博士學位。”[45]這段學曆居然毫無正確之處，並且還被多次征引，至今仍在誤導著學界。[46]
徐氏與北大：從“探豔”到“息邪”
1916年4月，北大刊印了一冊《國立北京大學分科規程》，裏麵載有各科教員的姓名和簡介，其中徐仁錆的個人信息為“上海複旦大學畢業、美國威斯康新文哲科學士、江蘇宜興”。[47]這可以說明徐氏確實隻有留美經曆，否則不會不把最重要的博士學位寫到履曆中，也說明他被北大聘用時尚有自知之明，未敢造假。徐氏到北大時剛歸國不久，周圍曾與其一同留學的知情人很多，若要冒稱德國史學博士風險極高。根據1917年5月北大上報教育部的《北京大學四年度周年概況報告書》，徐仁錆於1915至1916學年度被北大文科聘用，講授的是西國文學史、英文學和文學概論，[48]都是英國文學門的必修課。[49]該年度的英文門課程中除英國文學史外，還有希臘文學史、羅馬文學史和近世歐洲文學史，[50]都可以歸為“西國文學史”，具體哪門是徐氏所教，《國立北京大學分科規程》中則沒有記載。
徐氏在北大所教均為文學類課程，並非史學，也沒有必要冒充德國史學博士。然而汪榮祖或許是為了配合徐氏的史學博士身份，竟還替其杜撰出在北大教曆史的經曆。在《史學九章》一書裏，汪氏寫到蘭克史學在中國的傳播時特意抬出徐氏，稱“最早通讀蘭克主要著作的國人，很可能是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徐光（子明）先生。他於民國四年（1915）在北大講授德國語文與曆史，傅斯年曾是他班上的學生。”[51]不知汪榮祖在寫這段話時是否已經忘記了，就在其早期的一篇論文《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中，為說明五四之前大學中的曆史教學缺乏專業性與獨立性，作者舉徐子明為例，將徐氏稱為民國初期“最有近代史學訓練之中國史學家”，但在北大講授的課程主要為外語而非曆史，並將原因解釋成當時“語文科目遠較曆史科目‘熱門’”。[52]可見汪氏筆下的徐子明不僅不符合真實情況，而且仿佛可以根據行文的需要任意打扮。
徐仁錆在北大任教期間和離職後都掀起過軒然大波，可惜並不光彩，汪榮祖也全然回避了這些經曆。許德珩於1915年秋考入北大英國文學門，正好成為徐氏在北大的第一批學生。在晚年出版的回憶錄中，他寫到蔡元培出掌北大後的改革，稱蔡氏到校後辭退了一些“學術水平低，教學態度差”的中國教員，“其中有一個英文教員，此人不學無術，而且是個流氓分子，常常往東安市場追逐女性，人稱為‘探豔團團長’。我雖然轉到國文門，可是對他深惡痛絕，遂與楊振聲、楊立誠等七同學，提議驅逐他離開北大。在蔡先生的支持下，終於把這個英文教員趕出了北大。”[53]此處作者隱去了這個英文教員的姓名，但這本主要由許德珩口述，他人記錄的回憶錄的部分內容在成書前已單獨發表過，在《我的回憶——從北京大學到武漢軍事政治學校》這篇文章裏，許德珩將此人稱為“英文教員徐××”，其他文字都相同。[54]而在更早寫下的《紀念“五四”話北大——我與北大》中，許德珩曾直言不諱地寫出了他的名字：“教員方麵原有拖著一條大辮子、最頑固的複辟分子辜鴻銘，年輕的英文教員、流氓分子‘探豔團’團長徐佩銑，老頑固、文科學長夏錫祺等人。蔡元培來校後，首先就把他們排除出去了。”[55]許氏口中的“流氓分子”、“探豔團團長”，正是徐仁錆。
1918年1月，也就是徐仁錆離開北大之際，校長蔡元培在北大師生中發起了進德會，約定以不嫖、不賭、不娶妾三戒為會員的基本準則。蔡元培親自撰寫了《北大進德會旨趣書》，將進德會的效用稱為“可以繩己、謝人、止謗”。止謗便是針對此前校中的不正之風：“吾北京大學之被謗也久矣。兩院一堂也，探豔團也，某某等公寓之賭窟也，捧坤角也，浮豔劇評花叢趣事之策源地也，皆指一種之團體而言之。其他攻訐個人者，更不可以縷指計。果其無之，則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然請本校同人一一自問，種種之謗，即有言之已甚者，其皆無因而至耶？”[56]從這番話來看，當時確有“探豔團”一說，而這位新校長在道德方麵懸格很高，不能坐視此種風氣在校中蔓延。
但蔡元培於1917年1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長，徐仁錆1918年1月被解聘，中間尚有一年間隔，並非如許德珩所說馬上將其排除，還是給了機會以觀後效。辜鴻銘則直到1919至1920學年度仍在英文係任教。[57]蔡氏後來表示，北大教員的去留與其政治、文化傾向或私德無關，一切以是否能勝任教學為標準。“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58]這便說明，徐仁錆離開北大，除“探豔”外，應該還有教學方麵的原因。許德珩將徐氏歸入“學術水平低，教學態度差”之列，那麼徐氏在教學上的表現究竟如何？與許氏同於1915年入讀北大英文門的李季在其回憶錄中恰好有詳細記敘：
C先生係江蘇人，為英國留學生，年齡約三十左右，中英文俱有可觀。不過酷好冶遊，性尤驕惰暴戾。他似乎以妓院為家，至少有一大部分的時間是消磨於此，因此不獨對於教課無暇預備，即上堂也來得極遲，每點鍾照例隻上三十分。
“我的英文可以教你們二十年，中文可以教你們十年。”他常是這樣誇口誇嘴地對我們說。
有某同學一日問他一個英文生字，說是字典中找不著。他馬上很得意地答道：“啊，你可以從我的腦子裏麵找出來。”
但有時遇著學生質問字義或句子，他解答不出，便眼睛一橫，裝著發氣的樣子說道：“這也不知道，要來問我麼？”學生本來畏之如虎，再也不敢做聲，他便這樣鬼混過去了。
我們一班有三門主要功課都由他一人包辦，學年試驗的結果，三十二人中竟有半數不及格，須留原級聽講……這並不是由於同學的英文程度一定怎樣壞，而是他的試題過於刁鑽古怪，給分過於刻薄。[59]
李季入學時，在英文門任課的教師隻有寥寥幾人。[60]雖然徐氏並非英國留學生，但結合教三門主課、沉湎於妓院、籍貫這些關鍵特征可以判斷，李季筆下的“C先生”無疑就是徐仁錆。[61]從李季的敘述來看，身為教師，徐氏絕不僅僅是私德不檢的問題，對本職工作如此懈怠草率，足以被任何學校開除。據李季稱，那一班的32名學生，到第二年時隻有13人正常升班，其餘都被迫留級，或轉入文科中其他專業。[62]《國立北京大學分科規程》收有1916年4月時的學生名單，其中李季所在的英國文學門一年級共有29人。[63]而這一級最後在1918年隻有12人得以畢業。[64]班上甚至還有一位誌在學好英文的同學在徐氏手下連續不及格後隻得留級轉到哲學門，始終無法釋懷，礙於校規又不能再轉回英文門就讀，以致最後精神失常，輟學返鄉，三年後便去世了。在李季看來，這位同學英文有中平程度，讀書極用功，無任何不良嗜好，是個可造之材，本不該落到這樣的不幸結局。他悲憤地評論道：“C閻王如果得到這個消息，不知道也自覺慚愧否？！”[65]
許德珩在回憶錄中還寫到他在1916年3月回家料理父親和妻子喪事，休學一年，“1916年秋回北京複學，轉到國文門重讀一年級”。[66]但許德珩轉到國文門是否出於他的本意呢？許氏稱自己轉專業後與楊振聲、楊立誠等同學一起向蔡元培請求驅逐徐氏，顯得頗可玩味。楊振聲、楊立誠和許德珩一樣，都是1915年考入英文門的學生，[67]而後分別留級轉到國文門和哲學門，於1919年畢業。[68]聯係李季所說半數同學考試不及格，必須留級的情況，他們改換專業很可能有為成績所迫的因素，這可能也是他們對徐氏分外憎惡的原因之一。至於徐氏被學生驅逐和離開北大的經過，李季的回憶則完全是另一種麵貌。
李季本人在順利升入英文門二年級的學生之列，仍在C先生所教的班上。這位先生的表現卻日益惡劣：“第一學年每點鍾還上課三十分，到第二學年，常常連這三十分都不來上，又不請假。”忍無可忍之下，班上同學聯名向校長“F先生”（當時北大校長由工科學長胡仁源署理）申訴C的劣跡，要求將其驅逐，換成本來教三年級的“辮子先生”（指辜鴻銘）任課。但F校長“向來抱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宗旨”，“絕不肯辭退一個教員，或開除一個學生”，隻是極力安撫敷衍。[69]C先生對於學生的指責不肯示弱，學生也對“C流氓這樣戀棧”深表憤慨，堅持罷課。雙方爭執不下之際，F校長去職，校長換成了“Z先生”（蔡元培）。Z校長上任後，將李季這一班的教師改為“辮子先生”，罷課風潮遂告平息。[70]“至於C先生並沒有因此失掉位置，隻是改教國文學門的英文。他受了我們罷課的教訓，此時每點鍾足足要上四十五或五十分，有時打過下堂鍾，還向學生說：‘請你們等一下，我將這一段講完，’於是又另加上三五分鍾。可是曆時不久，他因某事與某先生大起衝突，竟將飯碗打破，在以後兩三年中隻見他攜著手杖在中央公園閑遊，再也找不到正當職業了。”[71]
能在出勤方麵有所改進，大約是徐氏被姑且留用的主要因素。最終導致徐仁錆去職的“某先生”是誰，李季並未點明，至少應是校中某個有影響力的人物。《徐子明先生傳略》中稱：“會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發行《新青年》，在校中提倡共產邪說，譏訕孔聖，先生見而大憤，切齒而言曰：‘是有甚於洪水猛獸，不揭其隱，數十年之後，吾民尚有噍類乎？’乃麵斥獨秀，而後引退，撰《息邪》以及《辟謬》兩書，由北京騾馬市洪文印刷局出版，冀稍遏橫流。”[72]《傳略》充滿失實之處，這段含有生動言論的記敘也經不起深究。到徐氏離開北大的1917、1918年之交，陳獨秀尚不曾“提倡共產邪說”，《新青年》的文章集中在批判孔教與倡導文學革命上，並未宣揚共產主義。[73]故而這一說法可信度不高，讓徐氏失去飯碗的，未必就是陳獨秀。
1917年1月，尚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發展新文學的八點主張，即所謂“八不主義”。《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旋即撰《文學革命論》與之呼應，[74]文學革命由此成為知識界聚焦的話題。此時陳獨秀已在蔡元培的邀請下到北大擔任文科學長，他也力邀胡適歸國後加入北大。[75]1917年9月，胡適就任北大教席，同時在中國哲學門和英國文學門授課。而徐氏則恰於此時不再擔任英國文學門的專業課，被安排去教文本科的公共英文課。當時國文、哲學和史學門的英文課將學生按學力分為甲至戊五個班，徐氏所教為戊班，[76]即學生成績最差的班級。從這份課程表中也可看出，公共德文課的教師是顧兆熊和朱家華（驊），並非徐仁錆。汪榮祖屢次稱傅斯年為徐氏所教德文班上學生，不知有何根據。[77]1917年12月，北大各科中的英文教員集體開會，選舉胡適為英文部教授會主席。會上還推舉十餘名教員組成幾個委員會，分別負責審查本科和預科現行教科書是否存在問題等事項。[78]作為英文部教授會的成員，徐氏均不在這些委員會之列，可見他此時在北大已徹底失勢。到這一學期末，也就是1918年1月，徐氏就被解聘了。昔日留學考試競爭對手如今聲名鵲起，自己反而狼狽地失去飯碗，“自命為學貫天人”（李季語），[79]且“妒性天成，人有一能，渠見之即不自安”（梅光迪語）[80]的徐仁錆是否會泰然處之呢？[81]
《徐子明先生傳略》稱徐氏在離開北大後撰有《息邪》和《辟謬》，則確有其事。1919年8月，北京《公言報》上分八期連載了一篇署為“思孟來稿，文責作者自負”的長篇文章《息邪》，又題《北京大學鑄鼎錄》，包括蔡元培傳、沈尹默傳、陳獨秀傳、胡適傳、錢玄同傳、徐寶璜劉複合傳六部分。[82]在末尾的簡短評論中，作者對時局深表不滿，認為除執政者不重民生、與民爭利外，蔡元培等北大新派人物的妖言惑眾是當下亂局的重要成因。在作者看來，“蔡氏之說必至本末倒置，國亡家喪”，故而建議“令軍警遏抑邪說，防患未然”。[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