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作者在開篇和結尾打起為民為國的大旗，正文中卻並沒有對“邪說”作深入剖析，而僅用一些揭短性質的軼聞瑣事試圖醜化幾位傳主。寫錢玄同、徐寶璜和劉複（半農）的篇幅都較短，內容泛泛，有陪綁湊數之嫌。沈尹默和陳獨秀的兩篇相對長一些，也更清晰地體現了作者的仇視，渲染沈尹默善玩弄權術，陳獨秀私生活淫亂。篇幅最長的是蔡元培和胡適兩部分，拚湊各種不相幹的細節塑造他們的負麵形象，可見此二人是作者意欲打擊的主要目標。作者將蔡元培描繪成一個出身低賤，口不能言，無才無學的庸懦之輩，其中充滿了毫無根據的毀謗。如稱蔡元培“父以賣漿為業數見侮”，蔡氏進士及第後，其父喜稱“吾乃今日始見天日矣”。[84]據蔡氏自述，他出生於小康之家，十一歲喪父，父親在世時為錢莊經理。[85]作者又稱蔡元培辭退十餘名北大教員的原因是受到陳獨秀和沈尹默的鼓動，以圖空出名額，“均分其俸”，從而安插親友任職。英國人Cartwright（克德來）因合約未滿向英使館投訴，使館通過外交部抗議，於是“蔡氏大懼，以六千金贈英人”。[86]但蔡元培當時已作出澄清，北大解聘的都是不稱職或因學科裁撤無課可開的教員，在克氏一事上並無違反合同之處，對克氏要求的巨額賠償也拒絕接受。[87]
最耐人尋味的是作者對胡適的態度。雖然也是極力歪曲抹黑，如稱胡適密謀驅逐北大法科學長王建祖和代理校長溫宗禹，[88]治墨子全是抄襲孫詒讓《墨子間詁》，[89]其筆下“白話詩之警句膾炙人口者”為“跑出西直門，跳上東洋車”[90]雲雲，但也罕見地對胡適的學識和影響力給予了一定認可，稱“沈陳劉錢之徒不識西字，妄襲謬說，鬥筲之才不足比數，足以論新文學之鼻祖，必推胡適。”並將胡適視為極具政治野心的人物：“自充大學教授即以結黨為職誌，其雜述東歐過激共產之說而以新文學體（白話）行之，殆欲使下流社會曉然於其說，振臂一呼，雲從響應，而己為之渠魁。”[91]但胡適對所謂共產之說並不認同，就在《息邪》發表前的1919年7月，他在《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明確反對高談“外來進口的‘主義’”，[92]引發了一場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對於陳獨秀，《息邪》反而沒有預見到其將“以結黨為職誌”，隻是稱其因“肄言共產主義”被政府要求北大予以解聘，陳氏懷恨在心，故意撰寫散發共產傳單而被捕。[93]足見作者對胡適分外看重，儼然將其視為最危險的敵手。
同月出版的第33號《每周評論》“隨感錄”一欄中，刊登了一段《辟謬與息邪》：
北京大學辭退的教員宜興徐某前幾個月做了一本“辟謬”，痛罵蔡孑民。近來又做了一本“息邪”，醜詆蔡孑民、陳獨秀、胡適之、沈尹默等。這書裏說蔡氏“居德五年竟識字百餘，逋法三載，又識字十餘”。又嘲笑陳沈諸人不通外國文，又說胡適“英文頗近清通，然識字不多”。我們初看了，以為這位徐先生一定是精通西文的了。不料翻開第一頁，就見他把Marx拚成Marks。這種“謬”也是該“辟”的了。[94]
《每周評論》創刊於1918年12月，前期由陳獨秀主編，陳氏被捕後由胡適接編（自第26號起）。《辟謬與息邪》作者署名天風，是胡適在這個刊物上的常用筆名。文中雖未直接寫出思孟的姓名，在圈內人眼中也相當於揭穿了他的真麵目。當時被北大辭退的宜興籍徐姓教員，除徐仁錆外沒有第二人。胡適不但指出《息邪》是出自徐氏手筆，連此前的《辟謬》也一並揭露出來。滑稽的是，《息邪》中還煞有介事地提到了《辟謬》，稱林紓指責蔡元培“提倡邪說誘惑少年子弟之罪”後，蔡氏“用詭辯自雪”，“有號秋霜者刊辟謬一書痛駁蔡氏之書，蔡氏亦不能答也。”[95]
1919年2月，林紓應其舊日學生張厚載的約稿，在《新申報》上開辟“蠡叟叢談”專欄，連載一係列文言筆記體小說。2月17日發表的《荊生》杜撰了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異、和“新歸自美洲”的狄莫三人放言高論，聲稱要“去孔子、滅倫常”、“廢文字，以白話行之”，結果遭到“偉丈夫”荊生痛毆的故事。[96]這三個反麵人物從名字到主張都明顯是影射陳獨秀、錢玄同和胡適。[97]隨後《每周評論》轉載了《荊生》，在記者按語中指出這篇小說代表著用武力壓製新思潮的動向，荊生則是林紓的自詡。[98]荊生也被認為是指安福俱樂部的首腦徐樹錚，[99]林紓當時在徐樹錚創辦的正誌中學擔任國文總教，與其多有過從。徐樹錚與柯紹忞、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桐城派古文學家交好，被認為具有“慕重師儒之情懷”，同時亦有“武健之本色”，[100]很符合荊生的形象。徐樹錚還曾在正誌中學演講時“痛罵講新學者為喪心病狂”，[101]更使人將其與荊生聯係在一起。
無論荊生原本所指為誰，這篇小說都將守舊派對新思潮的仇視和欲懲之而後快的心態表露無遺。幾乎與林紓發難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利於北大新文化派的傳聞。2月26日，正在北大法科就讀的張厚載在《神州日報》上發表一篇“北京特約通信”，稱因為北大文科學長和教員“言論思想多有過於激烈浮躁者”，大總統徐世昌要求教育總長傅增湘查辦，傅令陳獨秀辭職，陳“不安於位，即將引退”。文中還稱陶履恭、胡適、劉半農等教授也將一起辭職，而同在北大文科任教的劉師培即將組織《國故》雜誌與《新青年》、《新潮》對抗。[102]3月9日，張厚載又發表了一篇報道，稱蔡元培對陳獨秀辭職一說並未否認。[103]陳獨秀等人將要被迫離開北大一事經披露後，幕後黑手受到了輿論的齊聲譴責，被視為“受者之恥辱，毋寧施者之恥辱”。[104]免職之說隨後被澄清，謠言的來源卻出現了多個版本。[105]一時間，舊派文人官僚與新思潮間的對峙鬧得滿城風雨。甚至有參議員張元奇要求教育部查禁《新青年》和《新潮》，稱此等雜誌“實為綱常名教之罪人”，揚言要在新國會中彈劾教育總長和北大校長。[106]
將這場新舊之爭推向高潮的便是《息邪》中提及的林紓與蔡元培的辯論。《公言報》由徐樹錚出資創辦，相當於安福俱樂部的機關報。周作人稱“它的論調是一向對於北大沒有好意”。[107]陳獨秀也曾表示：“安福俱樂部當權時，即無日不思與北大作對，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於對付反對者三分之二，用之於整理校務者，僅三分之一耳。”[108]3月18日，《公言報》上刊出一篇報道，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北大中新舊兩派的對立，《國故月刊》與《新青年》的對抗等事，並發表了林紓寫給蔡元培的長信。[109]在信中林紓正麵闡述了自己對儒家倫理和古文與白話地位的意見，憂心於中國傳統文化麵臨的危局，勸誡蔡元培要“以守常為是”。蔡元培對林紓的信和《公言報》的報道立即撰長文回應，澄清從未打算“覆孔孟，鏟倫常”和“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以思想自由的基本立場為新文化派辯解。[110]《公言報》並未刊載蔡元培的答複，隻評論說蔡氏不敢承認北大“自壞國家數千年文明”的“喪心病狂之舉動”，同時刊登了《林琴南再答蔡鶴卿書》。[111]在這封信中，林紓一麵承認“傳聞失實，不無過聽”，同時也表示所求為“存孔子之道統也，倫常之關係也，古文之不宜屏棄也”，要“拚我殘年，極力衛道”。這期間，林紓又在“蠡叟叢談”中發表了一篇攻擊北大的小說《妖夢》，內容較《荊生》更為露骨，[112]反而激化了矛盾。
林蔡之爭引發了廣泛的討論，[113]甚至使得總統徐世昌出麵，“對於最近新舊思潮之衝突為調和之規戒”。[114]不過輿論焦點旋即被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占據，5月4日，由於山東問題爆發的遊行和衝突讓這場文化交鋒暫告一段落。在此次風潮中，蔡元培被官方認為有鼓動庇護學生之嫌，一度準備將其撤職，[115]甚至傳出過要殺蔡元培，搗毀北大的消息。[116]被捕學生獲釋回校後，5月9日，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悄然離京南下，並委托工科學長溫宗禹代理校務。[117]被認為袒護蔡氏，對北大“太執寬大”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也幾度提交辭呈，於5月11日離職出走。[118]北大及京中教育團體多次派代表勸蔡元培回校，並向教育部上書，呼籲挽留蔡氏。5月14日，徐世昌發布大總統令駁回蔡氏的辭呈，隨後國務院和教育部亦致電慰留。[119]但蔡氏在回電中稱病謝絕回任，[120]經過多次溝通，蔡氏仍拒絕北返。[121]6月3日，大批學生因上街宣傳而被捕，風潮愈演愈烈。代行教育總長職責的袁希濤因處理不力提出辭職，被內閣照準，政府同時還決定批準蔡元培的辭呈，委派胡仁源為新北大校長。[122]6月6日，這一任命公布，旋即遭到北大師生的抵製。6月7日，北大教職員二百餘人集會，決議不接受政府派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長，上書總統請其收回成命，並勸胡仁源萬勿來校。[123]後胡仁源被改派到教育部任職。[124]通過多方協調，幾經反複後，蔡元培終於在7月9日致電教育部和北京學界，表示願意“暫任維持，共圖補救”，[125]後又請蔣夢麟暫時代理校務。[126]
自蔡元培出走起，《公言報》對蔡氏的行止密切關注，報道中表現出了明顯的傾向性。胡仁源署理北大的任命公布後，《公言報》特意刊載某官員的賀電，表明對胡氏的支持。[127]針對北大師生籲請蔡元培返校，拒絕胡仁源的行動，該報則刊出號稱北大本預科1358人聯名發表的公開信，聲稱迎蔡拒胡不代表大多數民意，隻是“提倡新文學之胡某等”“假全體教員之名義，以遂彼輩之陰謀”。[128]而此信實為安福部出資收買30餘名北大學生、畢業生和投考考生所炮製，以求為胡仁源出掌北大造勢。[129]甚至還有報道稱蔡元培已經“神經錯亂，受病甚深”，“北上一層殆不敢必矣”。[130]麵對蔡元培通電表示可以重回北大，《公言報》報道的重點則放在“回京尚無確期”上。[131]蔡氏派蔣夢麟代理後，該報對此未做報道，而是特意登出五人聯署要求恢複北大工科的請願書，[132]又發表聲明撇清自己與迎蔡拒胡風波的關係。[133]
《公言報》極力營造出蔡元培不會北返，北大中人善於玩弄權術的輿論導向，攻擊蔡氏一黨的《息邪》則恰與此導向互相配合，並也將胡適指為“迎蔡拒胡幕後主力”。[134]《息邪》最後歸結到“令軍警遏抑邪說”，與林紓希望借“荊生”打倒新派的思路如出一轍。陳獨秀數月前便已對這樣的行為表示了不屑：“無論新舊何種思想，他自身本沒有什麼罪惡。但若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這也就是他們曆來失敗的根原。至於夠不上利用政府來壓迫異己，隻好造謠嚇人，那更是卑劣無恥了！”[135]
筆者翻閱了當時多種報刊，沒有發現刊登《辟謬》，也未發現他人對《辟謬》的評論。[136]可以說，在新舊思潮激蕩，眾說紛紜之時，這是一篇默默無聞的作品，遠不足以與林紓的發難相提並論。很可能它根本沒有進入過蔡元培的視野，並非“不能答也”。但《息邪》是在《公言報》上刊出，便立即遭到了反擊。繼《辟謬與息邪》後，北京《國民公報》的“寸鐵”欄目從8月8日到8月19日連續發表了十餘篇針對思孟的隨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黃棘”和“椿”的批評：
有一個什麼思孟做了一本什麼息邪，盡他說，也隻是革新派的人，從前沒有本領罷了。沒本領與邪，似乎相差還遠，所以思孟雖然寫出一個ma ks，[137]也隻是沒本領，算不得邪。雖然做些鬼祟的事，也隻是小邪，算不得大邪。
造謠說謊誣陷中傷也都是中國的大宗國粹，這一類事實，古來很多，鬼祟著作卻都消滅了。不肖子孫沒有悟，還是層出不窮的做。不知他們做了以後，自己可也覺得無價值麼。如果覺得，實在劣得可憐。如果不覺，又實在昏得可怕。（黃棘）[138]
孟夫子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所以做“大學鑄鼎錄”那位先生自號“思孟”，標明“息邪”，但既是息邪說，便應該將蔡胡諸先生的學說一一駁倒，才算本領，何必替人立傳呢。無論他說的是真是假，即使是真，也是攻擊私人（personal attack），也是顧而言他（begging the question），也是文不對題，蔡胡諸先生的學說仍然站得住。敬告那位先生，是若想做孟夫子，還請他另做一篇對題的文章呢。（椿）[139]
“黃棘”為魯迅的另一個筆名，該文也被收入了《魯迅全集》。[140]“椿”並非該報常見筆名，其真實身份難以確認。從姓名相似度和立場來看，有可能是北大理科教授張大椿。蔡元培出走後，他曾由北大評議會推舉為協助溫宗禹代行校務的委員會成員。[141]另兩位北大中人錢玄同和孫伏園則分別以“異”和“伏”之名，[142]就應該如何回應思孟的攻擊進行了一番討論。孫伏園首先提出，對這樣的詆毀，北大方麵不該以“不屑與辯”的“紳士態度”對待。[143]錢玄同認為，“蔡等諸君該做的事很多，要是耗去寶貴光陰，去和這班人爭論，未免太可惜了。[144]孫伏園又表示，“世間上有個‘思孟’，未始不是他們感化力薄弱的緣故”，所以他們應努力促使“思孟”們幡然悔悟，讓這種人再不會出現。[145]錢玄同則稱，蔡先生等人兩年來都是致力於此，但思孟其人“陷溺已深，恐怕感化甚難。我們局外人，除了口誅筆伐，有什麼法子想呢。”同時錢也暗示，當下缺乏獨立的司法，如果訴“思孟”於“思孟”，則實屬無謂。[146]
二人的討論言盡於此。對新文化陣營而言，《息邪》隻是一本造謠攻擊的下流作品，冷嘲熱諷足矣，尚不具有作為學理討論對手的資格。《息邪》抹黑的重點對象蔡元培對此沒有做出回應。在1940年撰寫的《自寫年譜》中，蔡元培提及“迎蔡拒胡”風波時稱：“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他們一方麵運動少數北大學生，歡迎胡君；一方又發表所謂燃犀錄，捏造故事，醜詆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諸君。”[147]《蔡元培全集》該卷的編者高平叔在注釋中稱《燃犀錄》即指《息邪》，[148]這一判斷當屬可靠。前理科學長夏元瑮（浮筠）當時已出國留學，[149]與“迎蔡拒胡”一事無涉，《息邪》也未將其列為攻擊對象。但“燃犀”與“鑄鼎”是詩文中經常並用的兩個典故，很有可能蔡元培晚年回憶時出現偏差，記混了書名。[150]如果《息邪》即是蔡氏心目中的“捏造故事”和“醜詆”，也便說明了為何蔡元培對《息邪》不予理睬。他對林紓的回複，也是針對其嚴肅表達文化觀的信，並不是《荊生》、《妖夢》那種詆毀泄憤之作。
徐氏被北大解聘一年有餘，才推出這本“鬼祟著作”，時機恰好選在蔡元培離開北大，反蔡勢力緊密活動之時。從《息邪》中述及迎蔡拒胡風波的措辭來看，此文寫就時蔡氏是否會重掌北大尚未明朗，而在《公言報》刊出時，蔡元培返回北大已成定局。對錢玄同、魯迅等人的譏諷，“思孟”並未現身反駁，也沒有“另做一篇對題的文章”，從此銷聲匿跡。但徐氏本人卻顯然並未釋懷。四十年後，蔡元培與陳獨秀早已作古，徐氏也已遠渡台灣，卻仍對胡適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仇恨，且發難的時機也是在對方已受到攻擊，並有政治勢力介入的背景下。此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