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哈斯金斯講座
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
呂大年譯
承蒙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CLS）的邀請，擔任哈斯金斯（Haskins）講座第三年度的演講，我的感受，諸位不難想象，是備受抬舉。我發現，年度演講人迄今共有三位，而其中依然在職，尚未名冠“榮休”的學者和教師，我是頭一個。我因而有身獲殊榮的感覺，或者說，我自以為如此。比較而言，我的資曆名望還“嫩”一點兒，委員會何以要找這樣一個人來作演講？我不知道。然而，這個問題一經推想，我年齒未高而獲邀請的得意之情就減退了不少。因為沃德主席告訴我，今晚的話題是“回顧和思考以學問為業的一生”。言外之意，想必是說我的學術生涯已經到頭了。也許，我這輛車真的已經把油跑幹了。
為了準備這次演講，我要求看看此前的兩位都說了什麼。委員會給我寄來了第一年度梅納德·麥克（Maynard Mack）教授的講詞，我越讀越覺得心裏沒底。要想象他講的那樣，有智慧，有才情，有學問，有風趣，我不行，根本就做不到。再往後，我寫完了初稿，又想起麥克教授在講詞裏說，他曾經把初稿拿給夫人過目，得到的評價十分尖刻。麥克夫人說：“最傻不過老來傻，你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吧。不過你記著，照現在的樣子，你的演講比規定的時間至少超出了一小時十分鍾。”這話尤其讓我不安。我趕緊數了數自己的稿子，一共五十一頁！麥克夫人的棒喝使我備受打擊。我當時真想撂了這樁差事，寫信跟沃德主席說我幹不了，也不想幹了。不過，我後來還是咬了咬牙，坐下去再寫。結果就是我此下要講的話。
我要講述的，是五十幾年來我的知識航程。它所通過的海洋，到處都是風暴、漩渦、暗礁。我想，一歲到八歲的這段時間，我們大可以略去不談。隻有堅信弗洛伊德學說的人才會對這段時間感興趣。他們認為人格在這段時間裏形成，而且一成不變，就像混凝土澆築的一樣，——性的混凝土。我在這幾年裏的事情，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開始瘋狂地收藏。搜集保存的東西什麼都有：郵票、蝴蝶、化石、煙畫兒。這種幼年的收藏本能，盡管沒有專注的目的，卻顯然跟我成年之後的追求有關係。作為學者，我在圖書館和檔案故藏裏廣搜事實，不厭其多。我用這些事實支持我提出的假設，或者用它們來解釋我的觀點，使之自圓其說，收服人之效，——說得狂妄一點兒，就是證實我的觀點。
我在八歲那年離開家，進入一所英國的私立學校，開始接受古典語言的訓練，為期八年，其嚴酷繁重，好比在鹽礦服勞役。這種體製當時叫做“自由教育”，莫名其妙。實際上，它是一種非常狹隘偏頗、不合情理的體製，由四百多年前伊拉斯謨和比維斯設計的課程嬗變演化而來。到了20世紀30年代，它的內容就是死記硬背兩種久已死亡的語言的文法和詞彙。其中拉丁文的發音，按當時英國的教法，無論是在古羅馬還是在20世紀的任何一個國家，沒人能聽得懂。我的嶽父是法國人，“二戰”期間住過集中營。在集中營裏，他發現自己可以用拉丁文跟匈牙利的貴族還有波蘭的知識分子交談。而我學的拉丁文，因為遵從的是所謂“舊式發音”，就不會有這種實際的用處。
能有一點兒用處的是拉丁文的語法規則，那可是吃了苦才學到的，犯了錯誤要挨打。往後，這些規則可能對改進我的英語文風起了一些作用。不過，就連這一點我都懷疑。因為受過我們那種訓練的人，很容易迷上西塞羅式的莊嚴恢宏的文體，長句綿延，對仗工穩。吉本和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的文章我很佩服，但是他們那樣的風格卻不適合我。我的本性是喜歡自由隨意。不妨就此打個比方：十二歲的時候，我一度被認為是很有前途的板球運動員，——很好的擊球手。於是學校雇來了一位退休的職業板球隊員，年歲很大了，很和善，但是毫無想象力，讓他教我把球板拿正了。這位先生倒真是盡職，此後我的球板一直拿得很正，可是我再也沒有打贏過一場比賽。我的那種自然天成，雖然絕不正規，但卻非常有效的擊球方式，被他成功地扼殺了。廣而言之，關於如何施教，這件小小的不幸或許能提供一點兒借鑒，對我來說，這是悲劇，因為進入英國國家隊曾經是我的夢想。
我學會的本事，是把一篇《泰晤士報》的社論，先從英文譯成拉丁文的散文，再把它從拉丁文的散文譯成拉丁文的詩，接著再把它從拉丁文的詩譯成古希臘文的散文，最後再把它從古希臘文的散文譯回成英文的散文。我得特別說明，從八歲到十六歲，學校教給我的，也就是這些。各位不難猜想，我學得不好。一是沒天分，二是沒有意願。這種訓練有什麼意義，我當時不明白，現在也沒看出來。再者，讓我們念的那些拉丁文的書也都沒什麼意思。也許我缺乏高雅的趣味，維吉爾和李維，提不起我的興趣。塔西佗講述暴君統治下的宮廷政治，奧維德講述男女間性愛的藝術，這樣的書我們會讀得很起勁，而且也能從中了解成年人的生活。可是，沒人向我們介紹它們。
我想，我跟許多人一樣，最後喜歡上學問，是由於很少幾位有才華的老師的引導。我今天不細說我在英國的“公學”裏的經曆，——我就讀的學校是查特豪斯，這個題目已經被各種小說和自傳寫得沒有新意了。假設我當時有一點兒社會人類學的知識，或者懂一點兒關於極權主義的政治理論，那麼對自己遇見的事情，我就會多一些理解。舉例來說，我們在學校經曆的，其實隻是男性在進入青春期時所行的一種“禮”。類似的“禮“，世界上很多其他類型的，更加原始一些的社會也都有。不過在英國的“公學”裏，它為期更長，內容涵蓋更廣：跟異性完全隔絕；不斷地挨打，還得樂於接受，不能出聲；各種有辱尊嚴的儀式；複雜的的等級製度，以衣著的細微差別標誌尊卑；夥食很壞；來自歲數大一點兒的男人的性的啟蒙；還得學會說黑話，——我們學校的黑話是拉丁文的。我當時如果有這樣的理解，日子會好過一些。
新校長羅伯特·伯利爵士（Sir Robert Birley）的幹預使我脫離了古典語文的奴役，他以一人之力改變了我的命運。他把我轉為由他親自指導的學生，以一年半的強化教學使我通過公開考試贏得了牛津大學的曆史獎學金。他教曆史之所以成效卓著，是因為不論什麼題目，他隻要想講，都可以講得興致勃勃。
伯利的卓著成效，還不隻在於教了十八個月就讓我取得了牛津的曆史獎學金。考試一過，他再度了改變我的知識發展曆程：立刻送我去巴黎住了六個月，讓我領略另外一種歐洲文化風習。我第一次接觸了（雖然不是在肉體上）人稱巴黎高層知識界的這個獨特的群體，還有“年鑒”學派的曆史學家，當時的代表人物是布洛赫和費弗爾。對法國知識界的風習，我始終心存敬佩，但又有所批評，這種態度深刻地影響了我的學術生涯，它起始於我的首次巴黎之行。
關於伯利爵士，我再多說幾句。他是一個奇特的人，一方麵是英國統治階級的忠實成員，英國國教會的篤誠信徒；另一麵又是為改革呼籲奔走的一個叛逆，一個眼光開闊遼遠的理想主義者。1926年，他還是伊頓公學的一個青年教師，就對當時的工人總罷工公開表示同情。他的這個立場，使得有些人一輩子也不寬恕他。他後來先後在查特豪斯和伊頓兩所公學任校長，中間還在戰後德國的英占區擔任過教育顧問。再往後，他在約翰內斯堡的威特沃特斯蘭德（Witwatersrand）大學擔任教育學教授。他既保守，又激進，有些伊頓畢業的保守鄉紳叫他“赤黨羅伯特”。他教書，教人，都教得很好。“二戰”以前他就反對納粹，曾經花了好幾個鍾頭跟我講道理，讓我明白自己當時萌生的綏靖主義傾向是不對的。戰後他努力爭取讓新一代的德國自由主義者回到歐洲自由主義的陣營裏來。再往後，在20世紀60年代，他為南非黑人的教育而鬥爭，親自在索韋托教課。晚年，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把人道和文明帶進英國的野蠻的教育機構，伊頓和查特豪斯公學。
如果說，伯利爵士啟發了我在學術上的興趣，並且深刻地影響了我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態度，那麼第二個給我巨大影響的，是牛津的一位中古史的導師，名叫約翰·普雷斯特維奇（John Prestwich）。他當時屬於——應該說現在也是，在牛津極為常見的一類人物，在國內聲望極高，在國外卻沒有人知道，因為很少發表什麼東西。我在他的指導下，作第三次十字軍的專題研究。一開始，我在每周會麵的時候把例行的研究報告讀給他聽，他聽完就從頭到尾，逐條地駁斥，過後我的報告就像是一摞廢紙。我最後認定，唯一有望的自衛手段是靠資料來戰勝他。他給我規定的讀物，作者全都是基督徒，十字軍的成員。我於是就去找穆斯林阿拉伯人的記錄，還真找到不少法文的譯本。從這些其名不揚、身份可疑的材料裏，我找出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把它們巧妙地加入到我每周的報告裏，貌似不經意。結果，我至少讓普雷斯特維奇感到了暫時的震撼。我一直也沒能勝過他，每一回，我的觀點最終還是要被他駁倒，但是即便這種小小的勝利也能增強我的自信。這次經曆告訴我，在學術生涯裏進行你死我活的格鬥，多知多曉，——或者說是博學吧，十分重要。我發現知識就是力量。跟普雷斯特維奇治學的這段經曆讓我立誌當一個曆史學者，而且立誌取證於檔案材料。
作為曆史學者，我在成長中所受到的第三次重大的影響來自托尼（R。H。Tawney）。大家都聽說過托尼。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信徒，是20世紀前半期英國勞工運動的精神領袖和幕後決策人，雄辯地呼籲人人平等，嚴厲地斥責不受節製的資本主義引起的弊端。他以自己的著作，把韋伯關於新教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的觀點向英語世界詳加闡說。他還是一位了不起的曆史學家，1540年到1640年間的英國史，因為他的研究成果而得名“托尼的世紀”。他為人聖潔，雖然有時不切實際。在我所見過的人裏，真心地鄙視錢的，他是獨一無二。對於錢，他是簡單明了地厭惡，而且盡其人力所及，把錢排除在生活之外。他有一部關於16世紀英國圈地狂潮的專著，講述資本主義地主的貪婪不仁和農民因之所受的摧殘，激情洋溢；他還以同樣的激情著書著文，揭露早期現代商人、企業家、放貸人的醜惡和枉法違規。他的這些著述影響了我，激勵我去研究18世紀，寫了自己的頭兩本書。
我在二戰期間認識了托尼。之後每次休假，離開服役的軍艦去倫敦，我都積極熱切地追隨他。我不過是牛津的一個本科生，一個水兵，學識淺薄，他卻總是熱情地歡迎我。當時他為了躲避轟炸，已經離開了自己的房子，搬進了布盧姆斯伯裏地區的一個防空掩體。那地方髒得沒法說，還漏雨，他周圍雜亂堆放著書籍、文稿，還有幾隻貓和盛著剩飯的盤子。文稿裏有工黨關於在戰後使英國變得更加平等的遠景計劃的草案，有關於17世紀早期英國社會史的筆記，還有他早先寫下的一些關於中國農民的文字片段，殘破不全，紙都發黃了，都堆在一起。我和托尼有過多次長談。他談論當時世界的狀況以及匡正的方法，談論17世紀的英國，身上裹著好幾件外套，身邊的氣味景物令人喪失食欲。我小心翼翼地聽。“小心翼翼”並不容易，因為隨時都得留神，免得托尼把自己燒了。他用煙鬥抽野草，塞得不緊實，點著了的長草梗子經常掉出來，落在外套或者褲子上，隨時都可能著火。他的外套和褲子總是帶著許多燒出來的黑洞。
我追隨托尼，心有所得。首先是認識到，關於早期近代史，現存的文件很多，足以讓我們了解當事人的思想感情。僅此一點，就使我放棄了中古史，轉而研究早期近代史。其次，我還認識到，西方曆史中的一切重大轉變，在早期的近代英國幾乎都有發生：封建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天主教的獨尊一統轉變為基督教不同教派的並存，之後又產生了現世主義；清教徒的興起和衰落；走向強大的民族國家的和平演變半途而廢；西方曆史上的首次暴力革命；首次建立大規模的、相對自由的政體，政治上分權，宗教上寬容，而且有權利法案；形成了由大地產家族統治的社會，同歐洲其他國家相比，這個統治階層的特點是注重經商謀利，注重家長式的經營管理，對政治權力幾近壟斷。最後一點認識，跟得之於伯利的一樣，那就是曆史研究不僅關乎學術，也關乎是非。這種研究不應該，也不可能脫離我們對今天的世界的看法和主張。
對我的思想有重要影響的第四位老師漢考克爵士（Sir Keith Hancock）也是一個奇人。我是在戰爭剛剛結束時才認識他的。他的治學業績和談吐首次使我相信，用跨學科、跨文化的方法研究曆史，其實是很有意思，很有道理的。有些知識，看起來迥然不相類，比如意大利托斯卡納地區的土地製度，史末資將軍在南非的所做所為，澳大利亞經濟的發展，還有近代戰爭史。漢考克的著述和他本人都證明，集這些知識於一身，不僅可能，而且有效。
在青年時代結識這樣四位了不起的人物，實在是我的幸運。作為當今最後一個輝格派的史學家，我在許多方麵仍然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就像是依然存活的恐龍。我之所以如此，都是由於他們。他們的教誨，讓我始終不渝地相信理性，相信人類在物質和道德兩方麵都可以取得一定的進步，相信統治者對於人民，其責任有如父兄之於子侄昆弟，相信法治，不相信人治。這種信念在今天形同估衣，色彩暗淡，襟袖襤褸，它是老派自由主義世界的殘存。這個世界屬於維多利亞時期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伯利和托尼都是那個階級的後代。漢考克是澳大利亞人，然而久駐牛津萬靈院，也深受那個階級的風氣熏染。
二戰期間，我在英國海軍服役，曆時五年。每一個身曆其境的人都知道，戰爭99.9%是無聊和艱苦，0.1%才是純粹的恐怖。具體到我個人，艱苦的程度要輕多了，因為我住的不是統艙，是單間，——當然是跟別人合住，食品供應（尤其是烈性酒）既充足又準時。如果曆史上真的有過正義合理的戰爭，那我以為非此莫屬，這五年間，我脫離了學術生涯，但是並無遺憾。
說“脫離”也不盡然，因為在南大西洋上，我寫出了第一篇史學論文，當時我是驅逐艦領航員。領航員的工作，我做得大概不是很好。坦白地說吧，我有兩次把我們的船領得擱了淺。然而，我至少在船上開始了我的學術生涯。論文探討的，是1588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海戰之後，英國政府給予參戰水兵的可恥待遇。題目跟我當時的自身經曆有關，這一點顯而易見，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何從獲取資料。供給我資料的，是頗有維多利亞盛世遺風的倫敦圖書館。整個戰爭期間，他們爽快地出借貴重而罕見的研究用書，毫無拖延地把它們投郵，寄往地球的各個遙遠的角落。遞送到達，常常是在讀者索書之後的三到六個月。這家私立圖書館對英國人的學術生活貢獻莫大，在戰爭年代尤其如此。
戰爭結束，適逢我在日本近海，歸美國第七艦隊代管。英國的官僚機構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規定以下三種人優先複原：煤礦工人，教會牧師，還有學生，於是我在剛剛停戰的時候就從太平洋飛回了英國。飛機的駕駛員曾經五十次出勤德國上空，精神和體力極度疲憊，手不斷地發抖。這次飛行是我戰爭期間最危險的經曆之一，但是它讓我在1945年11月初就回到了牛津，趕上了下一學年的注冊，因而可以參加大考，在次年六月以學士畢業。我加付了五英鎊，又同時獲得了碩士學位。這樣一來，我的學士隻當了十分鍾，也就是把袍子和帽子換成碩士的那一點時間。此事我以為或許堪入記錄。什麼都沒幹，就用現金從一所著名大學買到了一個學位的人，如今在世的可能已經沒有幾個了，我就是其中之一。
之後，我並沒有再接再厲，寫一篇博士論文。當年從牛津、劍橋畢業的學生很看不上博士學位，認為它不過是學術界裏的俗套子，一種隻有外國人才幹的事情，比如德國人、法國人，還有美國人。我申請了一筆研究經費，就開始寫書，一個人單幹，一點兒也沒意識到自己有多傻。這當然是嚴重的失誤，因為我當時非常地需要有人從旁嚴格監督，詳加指導，而這些隻有正式的導師才能提供。結果，我隻能以自己的錯誤為師，我犯的錯誤還真不少。
我寫的是一本傳記，傳主是16世紀後期的人。他既做生意，又向各國的政府放債，既做間諜，又充當外交官招募雇傭軍。棉麻呢料染色必需的原料明礬，被他壟斷了在全世界的買賣。他是一個事事插手（通常不是好事）的商界大亨。這個怪物起先是意大利熱那亞的一個商業大家族的成員，後來落戶在英國的劍橋郡做了鄉紳，娶了一個富有的荷蘭女人，還被伊麗莎白女王封了爵士。就是這麼一個世情練達，優雅有禮，見利忘義，全無是非的流氓，寫到最後，我發現自己居然挺喜歡他。當然，在傳記裏我還是一本初衷，說明早期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的陰暗麵。傳記名為《霍雷肖·帕拉維奇諾爵士》（An Elizabethan：Sir Horatio Palavicino）。
我的下一項研究，是受了托尼的啟發。他寫過幾篇文章，論述英國內戰之前的一百年間鄉紳勢力的蓬勃發展，頗有創見。他的觀點，如果去掉其中的馬克思主義關於資產階級崛起的概念，還有一些靠不住的統計數據，現在看來大體不錯。而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最初嚐試卻是一場災難。我發表了一篇文章，宣稱伊麗莎白時代後期的貴族，財政狀況大都不妙，岌岌可危。不幸的是，我對數據資料的處理很不得當。最先指點這些資料，要我留心的，是我在牛津的導師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但是他沒有說明，曆來對這些資料的解釋含有根本性的錯誤。我的過失給了他可乘之機，他寫了一篇批判挖苦我的文章。搜集學術恐怖主義掌故的人，至今奉之為典範。吃此一塹，我獲得了一個痛苦的教訓：凡是公諸於眾的記錄，從中取證之前，一定要弄清楚，這宗記錄當初為何設置保存，又如何設置保存，還要弄清楚，這宗記錄對於負責簿記的文書意義何在。
在講述我如何應對這次失敗之前，必須停下來說說一件別致的調劑頭腦的工作：1946年我還著手寫一本關於中世紀英國雕塑的大型課本，課本屬於尼古勞斯·佩夫斯納（Nikolaus Pevsner）爵士主編的古典藝術史係列。像我這樣的闖入藝術史的專業領域，實屬不韙，其前後過程可以說是英國風範的典型：剛才說過，我熱衷於收藏，無所不收。十七八歲的時候，這種狂熱驅使我積攢英國的羅馬式雕塑的照片。當時我有一輛汽車，花三英鎊買的，還有一架柯達簡易相機，花五先令買的，不過鏡頭極好，近乎奇跡。憑著這些裝備，我在1936年到1939年之間的假期裏漫遊鄉間，為英國教堂的羅馬式雕塑拍照。1938年，我跟大英博物館的托馬斯·肯德裏克（Thomas Kendrick）爵士取得聯係。他當時正在做盎格魯―撒克遜雕塑的全國普查。我不過是一個高中生，後來是大學一年級。他卻以他慣有的慷慨讓我加入他的攝影隊，參與了1938年和1939年兩個暑期的野外工作。
時至戰後，1946年初，肯德裏克受到尼古勞斯·佩夫斯納的邀請，撰寫“醍醐叢書”藝術史係列中的《英國中世紀雕塑》分冊。他沒有答應，原因可能是他已經有望成為大英博物館的館長，——不久他果然就任。肯德裏克遠不是一個小心慎重的人，佩夫斯納問他誰可以替代他寫書，他就說是我。當時的我是牛津的本科生，學的是曆史，藝術史的課程從未修過一門，藝術史的文字從未寫過一行，而且在海軍服役五年，甫爾歸來。佩夫斯納的師承，是藝術史專業的德國傳統。肯德裏克的建議當然讓他大為驚駭。但是他又感到，他隻能跟我簽約。見麵的時候他告訴我原因：“肯德裏克不幹，而且看起來全國也沒有其他的人對這個題目有一丁點兒興趣。肯德裏克說我應該跟你簽約。我本人根本信不過你，因為你沒有任何這方麵的背景。但是我又別無選擇。你盡快寫出一章來給我看看。”語帶威壓，就此結束了麵談，然而幾天之後，我很愉快地簽了約。以我這樣一個剛從海軍退役的本科生，既無知，又不曾好好上學，單憑業餘愛好是否能夠做成這件事，我心裏也沒有把握，和佩夫斯納一樣。隻有在像英國這樣的社會裏，這段離奇的插曲才可能發生，因為在當時，一度鼎盛於18世紀的那種愛好廣泛、卻又無所專精的紳士文化依然根深蒂固。這段插曲之所以可能發生，還在於當時的社會依然像18世紀那樣，辦事依靠恩惠關係的網絡。在這個關係網絡中，一群人數不多，但地位穩固的精英把差事、好處分配給他們的依附者和門生故舊。
二戰結束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在繼續講述我的自己的故事之前，還應該說說那個時候牛津大學裏的學術氛圍。以教學方式和為畢業考試而規定的必修課程而言，當時的牛津近代史（相對於古代史）學科，和19世紀末年成立的時候相比，沒有什麼改變。課程的設置沉悶窒息，既反映了英國人的島國心態，也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公認的正宗史學的狹隘範疇。名列甲等的畢業生，不僅完全可能，而且多數確實沒有學過歐洲之外任何大陸的曆史，除了英國，對其他國家（包括蘇格蘭，甚或愛爾蘭）的曆史都隻有極少的知識。對社會史、經濟史、人口史、文化史、藝術史、思想史、教育史、家庭史毫無所知或所知甚少，從來沒有接觸過量化方法，沒有接觸過勞工階級的曆史，在學生中不是什麼新鮮事。曆史學科的人不知道各門社會科學，知道的也是在禮貌客氣中隱含輕視。但是，另一方麵，在富有才華、勤謹敬業的導師的監督之下，牛津的本科教育有幾點無人可比：一是養成快捷清晰的文筆；二是鼓勵對證據詳加分析；三是讓學生思路開放，接受對單一或複雜事件的不同的解釋。我能有這樣一番不同尋常的經曆，幸運之至。
二戰結束後，英國曾有過一段無限樂觀、無限自信的時光。如今帝國即成以往，幻想破滅，萬事蕭條，英國在純學術以外的幾乎所有領域都隻能算是一個三流國家，當年的樂觀和自信幾乎被人遺忘，更難被人理解。我們這些1945年從戰場歸來的年輕人，自以為擁有整個世界，以為一切學術上的問題都可以解決，那些為害人類的問題更不在話下。我們如此的相信未來，或許是由於戰爭期間和美國盟軍關係緊密，多少受了他們的感染。無論是否如此，當時的核物理學家、牛津的哲學家、社會史學者、凱恩斯派的經濟學家，以至於政治家，都是這樣的樂觀。我清楚地記得和彼得·斯特勞森的一次餐敘，他現在是牛津最傑出的哲學家之一，那次他說到自己的恐慌，怕身值壯年的時候無事可做，因為照當時的學術形勢看，到那個時候就沒有什麼重大的哲學問題需要解答了。在史學領域，我和其他一些人對一種嶄新的方法也抱有同樣狂妄的信念。我們誠心歸向巴黎的《年鑒》派史學，確信憑藉社會史和經濟史的量化研究，不久就能攻克史學裏最頑固的種種難題。前輩史學家縷數政治事件那種敘述，我們戲稱之為“曆史故事”，不屑一顧。我們以為，用我們新的工具和新的方法，早晚可以解決諸如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由來、資本主義的根源、資產階級的興起等等迄未解決的問題。作為一個激進的史學家，活在1945年是天賜之福。《年鑒》和《經濟史評論》的每一期，我們都是翹首以待，好像每一期裏都會有一篇文章為探索和解釋曆史展示新的前景。我之所以著重回顧當年的那種自信與狂熱的氣氛，是出於今昔的強烈對比。在當下的1985年，人文學科所有分支的通病，是對於真理和真實的根本存在以及認知它們的途徑缺乏自信，不敢肯定，小心翼翼，充滿狐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