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後期大家對於新的社會史的種種可能樂觀其成，這使我感到振奮；另一方麵，特雷弗—羅珀詆毀我的學術信譽，我也因之備受刺激，我於是決定開始一項大規模的研究。研究的對象是英國的貴族，涉及的方麵包括他們的種種經濟來源及其經營管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軍事實力，他們品藻各色事物人等的價值標準，他們的生活習慣、教育、家庭結構，時段是英國革命爆發前的一百年。我初始的設想，是把那個時期的英國貴族當做整個統治階級的縮影。這個統治階級力不勝任、不識大體、頹廢沒落，眼看要被新興的資產階級代替。十五年的小心研究讓我認識到，這個過於簡化的模式不符合事實。我以之為起點的馬克思主義對英國貴族在革命中的作用所作的解釋，在實證的碰撞之下破碎了。
進退兩難之際，馬克斯·韋伯為我指明了出路，他的理論我知之恨晚。韋伯的著作，雖然它們的英文版跚跚遲來，譯文不過勉強達意，給予我的影響可能超過任何一個別的學者的著作。從20年代50年代中期直至今天，他對階級和社會地位的巧妙區分、對觀念和意識形態與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關聯的嚴密關注，一直指導、激勵著我的思考和研究。
但是，無論是馬克思還是韋伯的影響，都不能解釋我為什麼選擇把學術生命大半用來研究占統治地位的上層社會的行為、習性、思想，而非大眾的行為、習性、思想。我之所以集中研究這樣一個少數群體，理由之一，在於唯獨他們的生活、思想、感情有翔實的記錄，可以開展全麵、深入的社會方麵和心理方麵的調查。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不斷，相互議論的文字不斷，而且保存自己寫下的文字，以此而言，當時真正“能文”的，僅此一小撮人。誰要是想探索發現怪異或者真實的性格、愛惡欲的私密細節、錢財上的投機不軌、爭奪權力和地位的陰謀詭計，他就無可避免地要集中關注上層社會，因為在過低的社會階層裏，關於個人生活的證據太少了。雖然我的研究十分倚重量化證據，——我的書裏大都含有數據圖表，我首要的關注一直是人，有如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名言：“人是我的獵物。”在以人為目標的追尋和探索中，我無可避免地被引向了上層社會。
專注研究上層社會的另一個理由，是曾經有好幾百年，英國的政治統治者，高雅文化的讚助人和主要消費者，都出自這一群人。一個英國人，不用去讀帕累托的著作，就比任何西方國家的居民更加清楚上層社會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明確地意識到他身處的社會是分為階層的。繁複的階層之分，其表麵特征即便在今天仍然時時可見：口音、詞彙、衣著、飲食作派、甚至身高和體型。在數百年的曆史裏，英國的大地產家族在很大程度上壟斷了所謂“韋伯三大要素”：財富、地位、權力。出於上述兩個原因，我以一生大部分的時間追尋他們在檔案裏留下的蹤跡。
事有湊巧，英國貴族的私家檔案，由於主人的財政拮據，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首次對外開放，我深入調查，算是選對了時候。或在檔案室，或在酒窖，或在閣樓，翻檢閱讀此前無人查看過的大批文件，令人興奮得頭暈目眩，我在十五年間得享此樂。每一處的私家檔案，首經觸目之時最像是看戲，它們各有各的品相，可以是整齊之至，也可以是雜亂之至。在一家大宅邸裏，已故的公爵曾盡其一生的精力，為他所搜集的繁浩的家族文檔分類編目。據說，他臨終的時候叫人把他抬到檔案室裏，安置於寫字台上，這樣他可以死在心愛的文檔中間。他的兒子是一個花花公子，忙於追逐姑娘，無心回複學者們再三再四的來信。純屬偶然，他的上了年紀的老保姆接聽了我的電話。她文雅禮貌地同意了我的要求，讓我接觸檔案。這處檔案放滿了好幾個房間，內容令人稱奇，目次井然也令人稱奇。我相信，公爵的屍身被移走之後，我是頭一個在那張桌子邊上坐下來的人。
在另一家大宅邸裏，我曾在隆冬時節蜷縮在一間冰冷的長廳的盡頭，大衣之外又裹了幾層被單，抄寫不停。長廳的另一頭閃爍著一小爐煤火，兩個上了年紀的仆人坐在火邊，悠閑地擦拭著一副17世紀的鎧甲，以備夏天的遊客觀賞，同時沒完沒了、居心不良地閑話他們的男女主人。我逢到手指凍僵，握筆不住的時候，就過去跟他們一起在火邊待一會兒。這種情景恍若是在17世紀。
還有一家宅邸，在我造訪的三十年前曾經失火，燒空了房屋。檔案室裏的收藏獲救，之後被統統塞進了當時馬廄上層的一間屋子。馬廄後來改作了車庫。主人領著我，側身蹭過他那輛羅爾斯—羅伊斯的寬大車身，爬上吱吱作響的樓梯，在生了鏽的門鎖裏擰動鑰匙，然後推門，門不動，用力再推，開了一點兒，展現出一片文件的海洋，紙和羊皮紙的寫件堆滿了地板，高處可達三英尺，低處也有一英尺。要想進入，隻能從紙堆上踩過去。我盡量放輕了步伐往前走，從13世紀到19世紀各個年代的火漆印封劈劈啪啪地在我的腳下破碎。我為此感到一生少有的愧窘。後來，由我從中作成，這宗重要的檔案轉交地方檔案館保存，並且分類編目，我的內疚這才稍獲減輕。
有的時候，檔案的主人會邀我共進午餐。其間的經曆幾乎是千篇一律：餐廳的裝潢賞心悅目，壁懸名畫價值百萬；酒是極品好酒；飯菜卻做得極差，差到難以下咽；管家衣著邋遢，服務極不靠譜，有的管家還是醉醺醺的。我在寫作《貴族的危機》期間，學問生涯的甘苦即如上述。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我的興趣範圍增廣。這先是由於知道了韋伯的學說，之後又受到其他兩件事的影響。一件是我在1958年加入了《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的編委會。以我的偏見，全世界的史學期刊有兩家最好，這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家是《經濟、文化與社會年鑒》[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當時的編委一半是馬克思主義者（很多是長年的共產黨員，新近因為蘇聯入侵匈牙利退黨），一半是像我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兩邊人數相當。然而，盡管編委會活動頻仍，爭論不斷，在我的記憶裏，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思想意識的對立卻沒有一次沒有成為分歧的界限。這件英國思想史上的小小故實，我雖然無從解釋，但以為堪入載籍。
對我的學術生涯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另一件事，是1963年離開牛津到普林斯頓就職。除卻婚姻，這是我此生所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促成的動力有推有挽。就推斥力而言，牛津的曆史學科以英國的政治、憲政為中心，自築藩籬，不可逾越，讓我感到厭倦。同時讓我厭倦的，是作為導師，要花費很多時間跟學生見麵，單調乏味，重不堪負。就吸引力而言，此前兩年，我曾經訪問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期間看到那裏思想開放，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觀念、新學科、新領域。在普林斯頓，我有兩個新的發現：一是新的史學，再就是美國（之前我對美國的曆史一無所知）、近東、東亞。這個全新的世界觀催生的最早成果之一，是我和我的同事、朋友馬利烏斯·詹森（Marius Jansen）合作的論文，比較英國和日本的教育和近代化過程。
在20世紀60年代，另一個新的學術領域曾經有好幾年極大地影響了我對曆史進程的解釋，——美國政治理論家就與“近代化”和革命相關的問題所作的研究。如今回首反顧，我覺得，自己當年熱心於他們構建模型的方法，恐怕是過分了一點兒。但是他們至少提供了兩個極有價值的工具，我以之攻堅克難，完成並於1972年出版了《英國革命的緣由》。一個工具是略偏主觀，但是用處極大的成因分類：把諸如英國革命這樣的爆發於一旦的事件歸因於長期、中期、短期的緣由。另一個工具是“相對剝奪感”的概念。這個概念讓我不再錯誤地認為，已經觀察到的群體行為和這個群體的實際生活條件有必然的聯係。但是，在描述英國革命的緣由的時候，我濫用諸如“先決條件”、“催化因素”、“導火索”、“多重功能障礙”、“J型曲線”等等詞語，陷入了一個專業術語的小泥潭。這些術語和相對剝奪感的理論讓我在英國的批評者感到惱火。我對來自大西洋彼岸的社會科學的新潮觀念、術語的熱情，被他們當作諷刺的題材，以之取樂。如果我今天寫這本書，使用術語的時候會多加小心。
當時正在美國開展的、以電腦為工具的量化曆史研究，其處理數據規模之大、涵蓋範圍之廣，是我在普林斯頓的另一重大發現。心懷這個美妙的新世界所激發的熱情，我構想了一個計劃，繼而獲得了資助，付諸實行。這是一次大規模的統計，針對英國社會的上層，取樣時段從16世紀到19世紀，旨在調查這個階層成員的社會流動性。指導研究人員、為史料編碼、跟電腦程序員溝通、把一摞又一摞淺綠色打印紙上的數據彙編成表格，這些事情幸虧有我的妻子照料，她為這個計劃工作了十五年。我則是中道而輟，原因下麵再說，這個項工作的結果是去年才出版的《開放的上層？1540—1880年英國社會研究》。
我來到普林斯頓，所看到新鮮事兒還不隻是政治學理論和電腦量化研究。當時影響了我的思想變化的還有社會學家默頓（R。K。Merton）的著作，我由之學到的東西之一，是中等範圍的概括。我以為，用亞裏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來界定所要解決的問題，一方麵可以避免包羅萬象、籠統不實的空頭理論；另一方麵也可以避免像眼下許多青年學者那樣，把實證研究局限在極窄的領域裏，務求確鑿，所得的結果除了一兩個同行的專家，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
我和伊文斯—普裏查德（Evans-Pritchard）雖然在牛津是同事，然而我第一次發現這位優秀的人類學家所做的研究卻是在來到普林斯頓以後。再後來，我受到新派的符號人類學諸位學者的影響，其中最為突出、研究做得最為漂亮的是我的朋友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人類學家對史學家尤為重要的貢獻，一是在於提醒我們“細節描述”的作用之大，也就是說，一些動作、事件、符號、姿態、語言或者行為的模式，貌似瑣碎而不足道，但是，內行人細心觀察，卻可以用它們揭示出完整的思想體係；二是在於讓我們留心血緣關係、家族譜係、群落的結構。這些事情，如果沒有人類學家的指引，史學家往往不知其意義何在。
對家庭和性關係的曆史的興趣無可避免地把我引向了心理學。我覺得弗洛伊德學說的用處不大。這一方麵是由於他的價值標準局限於19世紀末期的中歐，不能用來說明再早的事情；另一方麵是由於他認為，人格在生命的頭幾個月或者頭幾年就差不多固定了，這種思想模式從根本上說是不顧曆史環境的。一個專業史學家，如果關注人的天性和後天養育之間、內在的驅動力和與之抗衡的文化影響之間的持續互動，那麼用處大得多的是由埃裏克·埃裏克森（Erik Erikson）或者傑羅姆·卡甘（Jerome Kagan）等等比較晚近的自我心理學家逐漸發展出來的個人發育成長模型。當然，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裏承認文化對人格的塑成作用，但是他的看法是否定和悲觀的。
在總結我的學問生涯之前，我得說明自己為什麼中斷了對英國上層的社會流動性的研究，而以五年時間寫了一本大書《1500—1800年英格蘭的家庭、性與婚姻》（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這本書幾乎完全取證於不含量化數據的印刷文獻，作者大都屬於社會上層。它既重視人們情感的發展演化，也重視家庭和兩性關係結構的發展演化。寫作的過程是這樣的：1973年我因為輕度心絞痛住院六個星期，摒絕來賓、電話，以及一切跟外界的接觸，之前我一直在修改一篇關於家庭史的講稿。在醫院裏，我感覺良好，每天八小時睡眠，此外就是大塊的時間可以用來閱讀，無人幹擾。每天十六小時，整整四十二天。如果我沒算錯，——有人認為我的算術不好，我有六百七十二小時的閱讀時間。於是我向妻子交代：大學圖書館庫藏的所有英國家信、自傳、家訓、日記等等，凡屬16、17、18世紀的，一應搬來，放置床頭，外帶足夠的紙張。如此裝備齊全，我閱讀，閱讀，再閱讀。六個星期之後出院，寫書用的材料差不多已經攢足了。這就是中場休息的開始，五年以後，也就是1977年，我才又回頭從事量化數據的社會流動性研究。
我對巴黎《年鑒》派史學家的敬佩（一直都是有節製的）從未動搖過，無論是在牛津還是在普林斯頓。然而時代和人的心態是推移變化的，今天我仍然保持著對《年鑒》群體的敬佩，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具才華、最能創造開新、最有影響力的史學家。但是，對於他們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我已經漸生異同。這些看法見於我的惡名昭彰的論文《敘述的複興》，發表於1979年。我以為，他們常用的方法論上的界劃，——把靜態的“結構”（structure）區別於動態的“組合”（conjuncture），未必總是最佳的手段。我更加不能接受他們關於曆史成因的三層模型，——經濟和人口是基礎，社會結構是中間層，然後是由前二者生成的上層建築，諸如意識形態、宗教、政治信仰、心態。這個像婚禮蛋糕一樣的分析模型，其前提是物質因素的作用大於文化因素。這一點我不讚成。這個模型還認為，三層成因之間上下有序、主從分明，否認它們的關係可能是一種持續而有力的互動狀態，而韋伯已經很清楚地指明了這種可能性。
我和“年鑒”學派的最後一點分歧，在於他們熱切地搜集關於物質世界的量化資料，其背後是強烈的唯物主義實證論。這種理念，即便是在“二戰”剛剛結束的那幾年，我也不能全盤接受。舉例來說，學派最著名的創新著作，布羅代爾的《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幾乎沒有提到宗教，不論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
我在1979年發表的那篇關於重新重視敘述的文章，意圖坦白無隱，就是要如實申說我所看到的史學專業在當時的趨向，絕對不是要為將來指路。文章的主旨是把當時史學裏的一股複歸的潛流公之於眾。複歸的去向，我在文章裏寬泛地定義為“敘述”，如今想來，這麼說是起了誤導的作用。很多方麵的人以為這篇文章是要發起一場反對量化的社會科學和分析史學的運動。激於義憤的衛道之士，為了保護他們的專業地盤和項目經費，在幾乎所有史學期刊上發表文章，指責我背叛了一度效忠的偉大事業。老友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作為社會科學曆史學會的主席，悲痛大於怨恨，在大會發言中莊嚴地宣告，我不再是組織的人了。在有些地方，我因為這篇文章立刻變成了賤民。然而沒用幾年功夫，我相信，我的預言已經完全應驗了。現在，除了在經濟史領域裏仍然占統治地位，計量史學已經處於弱勢。更加具有人文色彩的、更加重視敘述的治史方法越顯繁榮，專治單一人物或單一事件的微觀曆史日見風行，政治史正在複蘇，——新型的、牢固地和社會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交織在一起的政治史。就連思想史也發生了驚人的再生變化，不再是枯燥的“觀念承傳史”，像捉兔子遊戲一樣，歸宿不是柏拉圖就是亞裏士多德。
我一切的工作都建立在兩個關於曆史進程的基本假設之上。一：重大事件必有重大原因，絕不僅是區區細節所致。二：凡是重大事件，其原因必有多重。這個因果觀有欠純粹，曾經招致批評。我尊重很多學者的判斷，他們用“購物清單”來形容為解釋任何已知現象而彙總到一起的多種原因。也就是說，這種方法不加斟酌地列舉一大長串類別和重要性都相差很遠的變量。此話不假。但是我可以用韋伯曾經用過的理由來為這種方法辯護：被彙總到一起的諸多原因，隻要它們相互之間構成一種有選擇的親密關係，隻要它們不是偶然碰到一起，而是有一種邏輯關係使它們具有同一的指向，並且使它們相互支持，那麼它們就具有說服力。盡管有人不以為然，我還是堅持采用多種原因相互促進的反饋模型，而不采用把原因按照輕重大小線性排列的等級模型。不過，我承認，有的時候我沒有說明，所謂的“有選擇的親密關係”在實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回顧我的知識曆程，明顯特出的一點是我從來不在任何地方久留。曆史學家大都是挑選一個比較窄的領域作為自己的專業，在同一塊園地裏耕種培植，終其一生，勤謹關愛有加無已。這樣做的好處，是成為那一小塊地界裏的世界級專家，用與年俱增的知識、專長、經驗構築起一套學術係統。我則是刻意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在曆史的原野上漫遊，罕見的隨意，盡管就文化而言，我的研究大多局限於英國，就階級而言，局限於大地產家族。我的學術漫遊首先是時間上的遠涉，從中世紀直到19世紀。第二是研究專題的變換，從傳記到社會史，再到教育史，再到家庭史。第三，我從很年青的時候起就意識到，得自曆史的智慧受時間的局限，因而一直不停地尋求比以往更加適用的理論、概念、手段、模型，在方法論方麵也是一直不停地尋求借鑒，從馬克思到韋伯，再到到一些現代的美國社會科學家：先是社會學家，繼而是政治學理論家，再後來是人類學家。
像這樣從一個世紀漂到另一個世紀，從一個專題跳到另一個專題，並且借用不同的方法，自有其無可避免的危險和缺陷。首先，這樣做意味著工作的速度很快，快就會導致錯誤，通常是小錯，但有時也會是嚴重的錯誤。第二，我對任何一個專題、任何一個世紀、英國的任何一個地區的學識，其透徹的程度都比不上在相應的領域裏終生耕作的學者。第三，我想對繁複多端的問題加以規範，使之呈現條理，比如英國革命的諸多原因，或者家庭的演變，這樣做就難免過分地依賴圖形、表格，難免概括失當，需要再加調整。然而話說回來，在曆史和其他任何的學科裏，沒有不需要再加調整的概括。第四，我的專門知識主要集中在處於社會金字塔頂端的貴族，因而對於下層各階級的行為所下的論斷有時過於輕率，有欠調查。學術界的許多更為嚴謹的評論家，因為我有上述的缺陷，每收到一本我的新著就會本能地拿起筆來，寫道：“這是斯通慣常的故伎”。但是，從另一角度看，我也不曾受到下述學說的危害：帕爾森的功能主義社會學，法國的結構主義，還有語言學的解構主義，——但願“免受其害”的說法不為過分，原因在於我一方麵全然弄不懂這些學說的意思，另一方麵又直覺地以為它們過分地簡化問題，必定不對。
我一直關注公共事務，這對我的學術生活產生了兩種影響。首先，我盡力接近更多更廣的受眾，避免關在學術的象牙塔裏。具體的做法是在全國性的期刊上就各種各樣的書籍發表意見，經常是批評性的。這樣做當然有很高的風險，通常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吃了我的批評的人早晚要抨擊我的著作，以求報複。此外的另一個做法，是把業已精裝出版的大型學術著作加以刪節縮編，用廉價的紙皮版再行麵市，讓普通的讀者能夠看到我的書。
關注學問天地之外的世界，所產生的另一種影響更加深刻久遠。對這種影響，我在它作用的當時惘然不覺，但是過後思量，卻清楚地意識到：我對以往的人和事的史學興趣，其變化往往是對當前生活中的事件和價值標準的反應。我的第一篇論文的內容是伊麗莎白時代海軍水手的生活，1942年在驅逐艦上寫成，地點是南大西洋。我的第二項史學研究是一個奸詐的國際金融家的傳記，大部分寫成於英國戰後第一屆工黨政府的早期，當時人們的社會主義熱情高漲。第三項，關於16世紀後期和17世紀早期貴族的研究，調查期間正值英國貴族麵臨全麵的財政危機，大量的鄉間宅邸被棄置不管，任其衰朽。我的關於大學教師和學生的研究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高等教育在英國曾經幾度蓬勃發展，被人們極度看好，20世紀60年代就是這樣的一個時期。當時讓我著迷的，是何以英國在1560年至1680年之間出現過類似的教育繁榮。經過了1968年至1970年之間的學生騷亂，在激動人心的興盛和富裕突然終結之後，我對教育史的興趣延續不斷，但是心情要比以前悲觀。我轉而集中關注，在1680年至1770年之間，文法學校、大學、法學院的學生人數急劇下降，原因何在？我的研究家庭、性、婚姻的著作，構思、寫作是在20世紀70年代。在那個時期，離婚率陡升，婚內懷孕率陡降，性關係較之以往大為混亂。由於婦女解放運動和已婚婦女在勞動力中所占比例的急劇升高，男人和女人各自在生活中的職能和地位也發生了變化。這些原因使得家庭、性、婚姻成為當時人們迫切關心的問題。
我寫《開放的上層》的時候，英國大地產家族的消失，以及這些家族在英國的強盛和衰敗中所起的作用正引起公眾的興趣，興趣之高可見於兩件作品的空前火爆，一件是根據伊夫林·沃的小說拍攝的電視劇《舊地重遊》，另一件是馬克·吉魯亞德（Mark Girouard）的著作《英國鄉間富豪宅邸》（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這項研究開始的時候，公眾認為住在這些豪宅裏的貴族正在經受垂死的煎熬，批評家則認為，英國在當時的衰落，病因在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企業家的第二代仿效大地產貴族世家的閑在生活，仿效他們凡事玩票，不求專精的價值標準。
盡管我茫然不覺，但是發生在眼前的事情好像總是在激勵我回望過去，探問曆史上曾否有過類似的潮流或者問題，當年的人們又是如何對待。如此寫成的曆史好還是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如此胸懷當今，放眼過去，有一個嚴重的危險：那就是用來看待過去的，不是當時的標準，而是後來的立場和眼光。如果寫史的人念念不忘的事情，是證明我們如何由彼過渡到此，那就很可能犯輝格派史學的目的論錯誤，曲解曲用史料。然而，話說回來，解釋當今，是對曆史感興趣的主要理由。預防目的論式的曲解曲用，首要的原則，是牢記過去的人跟我們不同，而研究和解釋這個不同，永屬必要。進一步的預防原則，是時刻不忘曆史中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說，要意識到在任何時候都有另外的可能，它們是可能成真的事情，僅僅是沒有成真而已。簡而言之，就是記住“克列奧帕特拉的鼻子”的理論。
我在學術海洋中的奧德賽航程，有成有敗，到此暫時告停。我在航程中曾經受到女妖、惡龍、海蛇的攻擊，曾經誤辨方向，至少一次險遭滅頂。我雖然脫險並且繼續前行，卻還沒有看到伊薩卡。但是，我希望，我的航程尚未終結。
（選自Douglas Greenberg、Stanley N。Katz編，The Life of Learni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周運
哲學：
《海德格爾在美國》（Heidegger in America，Martin V。Woessner，Cambridge UP，2011），本書寫海德格爾在美國的接受史及其思想遺產。美國比較早接觸海德格爾學說的是格林（Marjorie Grene）、西德尼·胡克、法伯（Marvin Farber）等人，而納粹上台後，海德格爾的大批弟子流亡美國，如漢娜·阿倫特、利奧·施特勞斯、卡爾·洛維特、赫伯特·馬爾庫塞、漢斯·約納斯、克利斯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安德斯（Guenther Anders，阿倫特第一任丈夫）、洛瓦爾德（Hans Loewald）等人。他們為海德格爾思想在美國的傳播奠定了重要基礎。二戰後格雷（Jesse Glenn Gray）著力向美國介紹海德格爾思想。而卡爾納普，以及海德格爾的學生馬爾庫塞、安德斯等人也轉向對海德格爾思想的批判。其實較早與海德格爾進行思想論戰的是卡西爾，1929年達沃斯論戰，就是他們思想的直接交鋒。當時觀察者把這一幕和托馬斯·曼小說《魔山》裏一個人文主義者和一個耶穌會士的對決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