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德爾斯基（Edward Skidelsky）在《卡西爾：最後的文化哲學家》（Ernst Cassirer：The Last Philosopher of Culture，Princeton UP，2008）一書裏說，達沃斯論戰，一麵是作為康德和歌德繼承人的卡西爾，博學儒雅，彬彬有禮；一麵是海德格爾，一個乏味的神學生，陰鬱而熱心。列維納斯回憶說：作為一個年輕學生，他對此印象深刻，因為其見證了世界的創造與毀滅。而四年後，海德格爾投入納粹懷抱，卡西爾則被迫流亡。
其實二人不止對立那麼簡單，還有很多聯係與交往。“他們彼此從對方竊取觀點，並將其轉化成自己的哲學風格。”1925年，《德國文獻報》送給海德格爾一冊卡西爾《符號形式哲學》第二卷，當時海德格爾正在寫作《存在與時間》。他受卡西爾影響了嗎？確實有可能。因為其中“東方作為光的起源也是生命的起源，而西方作為日落的地方也為死亡的恐怖所籠罩。……”（Ralph Manheim英譯本第67頁）而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裏也有類似的段落：“日出、日午、日落、午夜。……教堂與墓地分別向著日升和日落設置，那是生與死的場所。……”（北京三聯陳嘉映等中譯修訂本，第120頁）戈登（Peter E。Gordon）也指出卡西爾在第二卷對神話的研究激起了海德格爾興趣（見《歐陸的分裂：海德格爾、卡西爾與達沃斯》[Continental Divide：Heidegger，Cassirer，Davos，Harvard UP，2010]，p。10），1928年海德格爾還為此書寫了持反對意見的書評。
對達沃斯大多數參加者來說海德格爾代表時代精神，他是真正的哲學家，而卡西爾不過是哲學教授而已。而戰後學者們開始反思該事件，對卡西爾的研究也開始重視起來。
斯基德爾斯基說，阿比·瓦堡是尼采和布克哈特的非理性主義繼承者，而瓦堡圖書館對卡西爾有重要影響。歌德與瓦堡是理解卡西爾思想的兩極。所有德國自由人都把歌德作為榜樣和道德導師。梅內克說對歌德的公眾閱讀是二戰後國家再教育的基本形式。他是自由德國失落的英雄。對卡西爾和其他人來說，歌德代表德國的公正與美好，有兩個德國：歌德“好的”德國和希特勒“壞的”德國。而托馬斯·曼1939年在小說《綠蒂在魏瑪》中，質疑歌德的偉大人道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地位，懷疑他詩性視野的客觀性，而卡西爾回應了托馬斯·曼，《人論》正是這一作品。
曆史：
《聖本尼迪克特教規》（The Rule of Saint Benedict，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ruce L.Venarde，Dumbarton Oaks Medieval Library，Harvard UP，2011）。
哈佛大學出版社的這套“敦巴頓橡樹園中世紀叢書”，上接古希臘羅馬的“勒布叢書”，下啟文藝複興的“伊塔蒂叢書”（I Tatti Library）。該叢書裏的聖本尼迪克特《教規》大約寫於6世紀40年代，成為基督教修道院傳統最重要的文獻，在千餘年裏指導著修道院的生活，對於研究中世紀修道院組織及其生活，有重要意義。聖本尼迪克特鼓勵讀書、推動讀書，特別是其中規定了修士要讀《聖經》，如第48章規定：“懶惰是靈魂的大敵，所以兄弟們應當在某些季節從事體力勞動，而在某些時刻閱讀神聖的書籍。”後來西多會、克呂尼會、奧古斯丁會都參照其規定製定了自己的章程。所以聖本尼迪克特《教規》對促進中世紀修道院的抄書、讀書和藏書傳統具有決定性意義。盡管聖方濟各本人反對會友藏書、讀書，而其去世34年後，方濟各會也通過了讀書的章程。
莫爾森（Gary Saul Morson）在“傳統與反傳統：激進知識分子與俄羅斯古典文學”一文中（見《俄羅斯思想史》[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Edited by William Leatherbarrow and Derek Offord，Cambridge UP，2010]，第7章），引述了馬丁·瑪麗婭的話說，用“自我意識”、“批判思想”或道德激情一類聯係很難把俄羅斯知識分子歸為一個“階級”，而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行為準則卻給極權主義鋪平了道路。一個集團的信念是把一切都視為政治，這使其成為俄羅斯激進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莫爾森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紀唯一一位預見到了20世紀極權主義這一曆史最血腥和殘酷現象的思想家。《群魔》裏希加廖夫提倡建立一個統一監視製度，以一切平等的名義，淘汰掉“一億顆人頭”，蓄意消滅天才或天賦。韋爾霍文斯基解釋說：“隻有那些有很高才智的人才能達到很高的科學和知識水平，而有很高才智的人卻是用不著的……要把他們放逐出去或處以極刑。西塞羅要被割下舌頭，哥白尼要被剜下眼睛，莎士比亞要被亂石砸死……完全平等！……必不可少的隻是必不可少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南江譯本，第472—473頁）
而俄羅斯知識分子到了蘇聯時期，處境和地位就發生了明顯變化。菲茨帕特裏克（Sheila Fitzpatrick）在《文化前線：俄羅斯革命時期的權力與文化》（The Cultural Front：Power and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Cornell UP，1992）一書主要談35年裏（1917—1953）蘇聯布爾什維克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起先布爾什維克黨獲得政權時，跟知識分子矛盾很大，互相死命侮辱對方，他們稱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把布爾什維克視為沙皇的繼承者。在知識分子（大學教授）看來，關鍵要保護大學的自治以反對國家強加於其上的政治控製的努力。而布爾什維克黨認為，關鍵問題是階級，“資產階級”教授試圖通過阻礙大量工人階級學生從高校畢業的手段來阻止高校的民主化。他們矛盾激化，到1922年秋，100~150位“反蘇維埃的律師、文人和教授”被驅逐出蘇聯，而且他們似乎是從自由知識分子領袖中隨機選擇的，其中有哲學家弗蘭克、別爾嘉耶夫、洛斯基，社會學家索羅金等人。還有一位哲學家被契卡逮捕多次，都因為列寧賞識他宗教的文章才獲釋，後來流亡國外。
當然黨內也有不同聲音，如當時的人民教育委員盧那察爾斯基，他的價值觀更接近於非黨的知識分子觀點以及布爾什維克的青年“土耳其人”，後者以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和其他好鬥的共產黨文化組織為代表，他們喜歡建立文化的強製性政治，在學術和藝術各領域建立黨和無產階級統治。其中青年土耳其人的左派，擁有先鋒派藝術家如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和戲劇導演梅耶霍爾德所認為的革命的藝術和革命的政治有天然的親緣關係的共同信念。20世紀20年代，這些好鬥的青年通過黨的溫和派如盧那察爾斯基來獲得對文化日常工作的控製權。他們到20年代末期成功做到了這一點，特別是當文化革命如花如荼、登峰造極之時。
雖然黨和知識分子在文化前線進行著鬥爭，但他們彼此間有更多相似性。盡管黨稱自己完全是無產階級的，但其早期的所有成員都來自知識分子，而俄羅斯知識分子有著長期激進與革命的傳統，更重要的是他們彼此都是蘇聯社會的精英團體，這也辯證地說明：如果文化是精英，權力就必定是輸家；如果權力是精英的話，那文化必是其臣仆。而對知識分子來說，布爾什維克是蘇聯社會新的特權和上層階級，盡管黨保持低調，這個“最大化的黨”刻意在20世紀20年代讓幹部的薪資水平在教授之下。而對布爾什維克來說，知識分子在舊製度下是一個占有很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精英，並且試圖在蘇維埃權力下繼續保有這些優越性。通過二者間複雜的關係就可以理解當時的曆史了。因為20年代沒有“資產階級專家”的合作，蘇維埃製度就不可能生存下來。列寧特別指明了這一點。
而在文化革命期間，好鬥的文化革命組織對二者之間的關係作了新的解讀。那就是資產階級專家試圖擠進黨的工作日程，因為他們比在他們手下工作的黨員知道得多。專家們已經損害了蘇維埃經濟並攫取了蘇維埃權力，資產階級對文化的統治也要被推翻。新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兼具專業和政治忠誠性，要被訓練出來代替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破壞分子。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俄羅斯知識分子對於黨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前夕製度的集體態度比以前更為實際，因為黨顯然正準備開始經濟和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建設為大多數知識分子所認可的強盛國家。
這樣文化革命在1928—1929年出人意料的開始，讓權力和文化的矛盾達到頂峰。很多知識分子被攻擊、被侮辱、被迫離開工作崗位，有些甚至被逮捕。他們發現已經無法有效回擊了，很多人似乎已經被嚇得不敢嚐試了。內戰期間一種無權的脆弱感又回來了。這時威脅與身體相比更多是心理上的，因為受害者感到痛苦和驚訝的是蘇維埃製度根本不承認其忠誠性，讓知識分子感到更大的屈辱。因而他們發展出個人保護的新技術，以討好權力。文化革命代表了蘇聯社會與政治“誰打倒誰”（Kto kogo？）的高潮，無產階級“權力”和資產階級“文化”被卷入一場致命的戰鬥。
有的西方學者還在研究蘇聯這場文化革命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相同點與不同點，因為其時間不過短短幾年（1928—1932），而老知識分子很少被送出城到新地點（如在中國被關進牛棚）或在鄉下教書，他們也很少大批被捕或被關進勞動營。而且文化革命一結束，他們又恢複了以前的地位。老教授又獲得了以前的權威，科學領導工作又回到了科學院。但也有例外，如著名思想家弗洛倫斯基（Pavel Florensky）1928年被流放，後來因高爾基夫人的斡旋，被允許回到莫斯科，而1933年再次被捕，被判在西伯利亞服10年徒刑，最後於1937年12月被秘密處決。
相同點也不少，這個反官僚主義運動的發起者是共青團，成員年齡在14~23歲之間，其行為和中國的紅衛兵很像。斯大林在1928年支持他們攻擊官僚主義，和60年代中國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態度是一樣的。但僅僅把其當作斯大林利用的工具，也未免簡單化。而其反官僚的熱情被黨的領導所疑慮，因為它傾向於支持黨的反對派，並指責“官僚墮落”的領導。後來到1931年斯大林又代表官方出麵終止了這場文化革命。
這個30年代開始的文化革命打擊了知識分子，而另一波1937—1938年的大清洗更加打擊了知識分子。第一時期讓知識分子感到震撼、侮辱、怯懦，盡管持續了幾年的打擊和隨後被集體恢複了名譽。而第二時期與其說知識分子，不如說是共產黨精英承受了沉重的打擊，當然知識分子也遭受了實質的損失。一方麵他們知道自己的無權、屈辱，這種現實性主導了半個多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意識；另一方麵他們從未失去文化革命後恢複並獲得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的特權。而斯大林時期，文化政策合法化的發展，並非通過黨的教導或黨領導人的聲明，而是通過非黨人士文化權威的指引，如文學界的高爾基，藝術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科學界的巴甫洛夫，教育界的馬卡連柯，還有李森科等人。巴甫洛夫一直持反共立場，他尖銳地批評製度的壓迫、教條，對宗教的迫害。而到他生命最後幾年，特別是1933年德國納粹掌權後，他才改變口氣，讚揚黨的成就，特別是對科學的支持。而蘇維埃政治文化的清教主義傾向愈加明顯，他們反現代主義和反西方主義，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等人就首當其衝，指責其為形式主義以及被爵士樂和流行音樂所蠱惑。1936年的“麥克白夫人事件”代表了蘇聯文化生活的政治化結果。
斯大林把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農民列為蘇聯社會三大基礎成分，盡管他說三個集團擁有平等權利，但知識分子明顯處於頂端。而且知識分子的範圍比以前更廣了，它不但包括新老知識分子，也包括共產黨整個領導和管理的幹部群體，這樣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員都成了知識分子的官方代表。知識分子無疑成為蘇聯精英的同義詞。斯大林時期知識分子作為被打擊和羞辱的對象，他們之間“誰打倒誰”鬥爭的結果並不明晰：知識分子在這一過程中失去了自由和自尊，但卻贏得了文化戰爭。共產黨在其與文化相關方麵失去了自信，盡管其贏得了權力戰爭。可以說雙方都同意稱黨為最後的勝利者。
自從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出版以來，西方出了不少受害者回憶錄，如金斯堡、沙拉莫夫人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詩人曼德爾斯塔姆夫人的兩部回憶錄。而莫庫爾斯基這本回憶錄《古拉格的老板：蘇聯回憶錄》（Gulag Boss：A Soviet Memoir，Fyodor Mochulsky，Trans。by Deborah Kaple，Oxford UP，2011），卻是唯一一本從古拉格雇員角度寫的，他1940年到1946年曾經當過兩所靠近烏拉爾山勞動營的管理者，所以對其中運作、囚犯的管理以及看守者的心態著墨頗多。他的故事讓我們反思一個“普通人”如何參與到這個極端作惡的行動中的。莫庫爾斯基的心態是把自己定位於“壞人中的好人”。他1940年到位於波庫拉河畔的波庫拉格集中營，沒過多久，就有一位夜間守衛忍受不了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而上吊自殺了。他代管另一個集中營時，得知這個單位的老板一回來就被送去當了囚徒，管理者和囚徒看來隻有一步之隔。他親眼看到大批囚徒的死亡，一幕幕悲慘的場景在這裏司空見慣。
他持一種開明的態度，和叛亂的囚犯談判，滿足他們更換廚師的要求。而在第24章，他寫了一位波庫拉格集中營的女人，以前是商店的收銀員，因為想買一件東西，可身上沒帶夠錢，就先拿了收銀台的100盧布，想明天再還回來。因此被抓，被判在古拉格服刑3年。她長得很漂亮，可能是為了獲得更好待遇，因而多次誘惑他這位還沒成家的領導，都被他拒絕了。而這個女人後來和他一個好朋友，在克格勃工作的鮑裏斯好上了。到40年代末，她才和丈夫離開古拉格。
莫庫爾斯基的回憶錄從不同角度對古拉格提供了一份真實的曆史記錄。
現在研究者對蘇聯建立古拉格的目的，分歧很大，沒有定論。有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不同的說法。對於古拉格的起源、功能和機構的全麵介紹，可參考巴恩斯（Steven A.Barnes）的新作《死亡與改造：古拉格與蘇聯社會的形成》（Death and Redemption：The Gulag and the Shaping of Soviet Society，Princeton UP，2011）。
社會問題
克拉諾（Carl F.Cranor）教授的《合法中毒：法律如何讓我們處於中毒的危險境地》（Legally Poisoned：How The Law puts us at risk from Toxicants，Harvard UP，2011）一書用豐富的事例和個案講述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到處充斥著工業化學品和有毒物，可謂觸目驚心，而法律卻嚴重滯後，很難發揮保護公眾健康的作用。
喝塑料杯中的水或蘇打，吃罐裝食品，你就吸收了雙酚A。當你用化妝品或護膚液時，你就通過皮膚吸收了鉛、鄰苯二甲酸鹽等其他物質。鄰苯二甲酸鹽會進入子宮，可以在羊水中發現。兒童身體會比成人過早成熟。鄰苯二甲酸鹽會促進乳房過早發育，使男性出現女性化、不育、睾丸未降等症狀。而鉛是烈性神經毒，會對學習、智力和行為造成不利影響。而你用不粘的煎鍋準備午餐時，你就暴露在聚四氟乙烯的全氟化合物裏。美國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都暴露在這些物質之下。全氟化合物會在你身體裏存留十多年，而在環境中會更長。本來認為全氟化合物會在上百年裏保持穩定，而最近研究表明，它分解得更快，並釋放有毒的副產品。它們會影響神經係統發展，並是一種致癌物。
我們的長沙發、椅子、地毯墊、簾子、汽車座椅、電視、電腦，其中都有溴化阻燃劑。我們天天和它們接觸，很少了解它對健康的影響，因為它們合法地用於商業化而未經毒性試驗。最近研究表明溴化阻燃劑會延緩兒童神經係統發育，並讓生殖係統推遲懷孕。
可以說這些工業化合物對我們有很大的毒副作用，可謂危險無處不在。而我們大部分人對此一無所知，而並非故意讓有毒物進入我們的身體。即便我們設法避開，可它們仍然會侵入我們的肌體。而我們的法律和機構卻允許我們受有毒物質汙染，讓我們增加患病的危險。
很多人相信公共衛生部門會保護他們免於中毒，而實際上這些部門對此不過負道德義務而已。他們相信大多數公共衛生法律在產品對公眾露麵前，會要求產品測試，然後評估檢測結果和產品的有毒危險，就像食品和藥品管理部門要求檢測和評估藥品一樣。不幸而可悲的是，他們大錯特錯。實際上大多數物質都是“上市後法律”的對象。這些法律並不要求工業化合物上市前公共衛生組織對其進行毒性檢測。因此在這樣的法律監管下的物質並不必然可以避險，尤其是對於我們中間的大多數生物敏感者來說。
這種上市後的法律，完全是粗心大意，並允許公司對兒童和成人不負責任。
作者說他在書裏提供的信息會讓人不安、沮喪，不會讓人有很好的心理反應。無論最初反應如何，這個故事必須多方麵去了解。我們知道公司會把化合物放入產品裏而不檢測它們是否有害我們的健康，因此成人和兒童都成為有毒產品的試驗對象。作者在第5章“不負責任的國家：現存法律如何無法保護兒童”裏提出：
一、公司不會提供有害其產品的資料。
二、公司會使人們對他人的科學產生懷疑。
三、公司會在製定規章前提倡一個很高的檢驗標準。
四、公司會要求多個證據來源。
五、公司有時會采取不名譽的手段與策略。
有鑒於此，作者提出需要修改我們的法律，通過“上市前法律”監管，對藥品、食品添加劑和農藥進行銷售前毒性檢測，看其是否符合健康標準。並在第6章和第7章對如何減少有毒化合物的入侵，提出了上市前檢測、現有監管法規的修改，以及公共衛生政策製定等建設性建議。
以書求真，以文會友，這便是《啟真》的基本宗旨。
“啟真館”成立數年來，素以學術之進步、思想之傳播、情操之陶冶為己任。借《啟真》一角，每年不定期出版二到三冊，若能引海內外作者，會聚一堂，高談闊論，闡細釋微，或有益於消解戾氣，用開放的心靈迎接知識爆炸與互聯時代的挑戰，以批判性的眼光分析與解讀知識，從製度與曆史的角度辨識現實之源流。
具體而言，無論是古典問題（無論中西）的現代詮釋，當代問題的真實求解，文化藝術現象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好讀書，並每有會意的心得體會，我們均歡迎之，字數長短均可，隻求言之有物，視角獨特，免經院之佶屈聱牙，視真誠與求是為宗。在資訊泛濫的今日，閱讀對於理解社會與自我，仍具無可替代之重要性，我們願以不計成敗之心，努力前行，探索未知、尋求新識。
在《啟真2》中，毛亮先生的“愛默森的個人主義”一文最為厚重。愛默森是美國文明在19世紀試圖擺脫歐洲影響，構建本土文化意識的關鍵人物之一，他在眾多演講和隨筆中所闡釋的自立、自助、崇尚自然等觀念已經深入美國人民的心靈，他認為個人主義應該成為改變社會，完善美國民主製度的公共哲學。文章關注愛默森個人主義思想的內在分裂，並認為它正來源於民主製度中自由與平等的內在矛盾。民主在本質上是一種工具和生活方式，如果沒有精神維度的凝結與號召，它是無法持續與演進的。
韋森教授近年來致力於釋讀20世紀經濟學經典，他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係列“重讀哈耶克”的文章，旨在從源頭疏理當代經濟政策的理論根源，這當然是帶著很強的現實關懷。在《哈耶克與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分岔處》一文中，韋森教授重溫了“20世紀30年代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有關貨幣、利息、信用、資本形成和商業周期發生機理的大論戰”。韋森教授認為，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貨幣經濟思想都來源於魏克賽爾的理論，其中最關鍵的便是“自然利率”，也就是均衡狀態下的利率。凱恩斯將這個略帶含混的自然利率概念定義為儲蓄與投資相等時的利率。當投資與儲蓄背離時，人們便可通過調節利率，以影響投資率，從而恢複經濟的穩定發展。而哈耶克則認為，沒有貨幣因素擾亂下的利率便是自然利率，因此人為的貨幣政策隻會錯誤地配置資源，從而造成新的經濟危機。
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理論分歧更多地在於理念上的不同，而非對概念的解讀差異。這當中涉及現代社會中的政府定位、社會科學的精確性等問題。某種程度上，哈耶克與凱恩斯正代表著左右現代公共政策定位的兩大主流思潮，而其相對影響力則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沉浮。
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與著作是近年來的一大熱點，這當然是源於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及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中國經濟的體量與輻射力已經足以影響世界。從非洲到南美再到大洋洲，各國無不感受到中國經濟對它們的牽引與影響。而從政治到經濟的各個方麵，乃致於消費者行為，中國顯然有許多與西方國家不同之處。然而，我們能否從中判斷說，中國形成了與已有曆史經驗不同的發展模式？李華芳在《欲辨已忘言：中國模式的爭議》一文中對市麵上關於中國模式的諸多流行觀點作了批判性的分析。文章的分析與觀點清楚利落，在此不必重複。編者的理解是，如果從生活習性、個人權利的邊界、人們對政府的期望、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公共政策的形成途徑等角度來觀察，中國當然與西方社會有著很大的不同。這些差異恐怕再過100年也不會消除，正如當代日本在這些方麵與歐美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就生活方式而言，這個世界本來就應有多元的選擇，歸於一統才是可笑的。可當我們稱中國模式的時候，應該指的是一種可剝離、可複製、可操作的運行體係或概念，一套與當代西方國家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與政府治理體係。在這方麵，當代中國與西方最大的不同似乎在於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及方式。這種差異是否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模式，時間自然會給我們答案。在這方麵，曆史的確是由勝者書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