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文革中渡過青春期的調查對象這樣回憶道：當時搞政治教育，清理學生思想。班上一個同學跟女孩來往，交朋友，有人揭發了他，老師就批評他，說他思想複雜。這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位年輕的同性戀者講到上初中時學校對早戀的處置方法給他留下的印象：當時班裏有人傳說誰和誰好，老師知道了，就把全班每個同學挨個叫到教室前麵，交待有沒有這種事，記得我當時很害怕。相反，對於同性之間的接觸就沒有什麼幹涉：初中時，我們男孩都互相摟摟抱抱，有時候還互相撫摸，大夥一塊兒起哄打鬧，稍微帶點性的接觸，性的意識。我當時並不懂這是怎麼回事，我們隻是有一種朦朦朧朧的感覺。
文革期間男女交往不正常對我影響很大，那時隻要有一個男孩和女孩一說話，大家就群起攻之。小時候我在縣城裏還看到過對通奸者的處罰，很沒人性，讓他們披著弄髒的床單遊街，有的人自殺了，有的瘋了。我記得我很害怕，對男女關係一直害怕，暗下決心：這輩子我絕不能犯一絲一毫的錯誤。直到現在我也覺得和女人要保持距離，生怕別人說三道四。單位裏搞婚外戀的挺多，我們在野外工作時，農村女人圍著我們轉，見到她們那麼殷勤，我就有意無意提醒自己和她們保持距離。和男孩一起好像要隨便得多，輕鬆愉快得多，又不會犯錯誤。跟女孩在一起太受約束了。
一位中年同性戀者回憶了他最初對異性的感情與接觸：高一下學期，我喜歡班上一個女同學，我當時是班長，她是學習委員，她學習很好。我喜歡她，但不知道這就是初戀的感覺，隻是感覺朦朦朧朧的，老想見到她。我常常在路上等她，想裝作偶然碰到的樣子，但見到她之後又不好意思跟她說話。那時我是班裏最早入團的人，怕人家說我思想不好，就一直沒敢對她表示出我的感情。到後來，就把那感情強壓了下去。高一時是16歲，正是性成熟期，對異性萌生感情是很自然、很健康的，但由於社會道德規範的壓抑，他終於從正常的性取像轉向了反常性取向。正像這位調查對象自己所說的：我上學期間如果不壓抑自己，如果能和女孩子接觸，也許不會走上現在這條路。當時我正好十五、六歲，剛有遺精前後，異性得不到，轉向同性。我記得當時自己愛慕異性的想法不敢和家長、老師講，結果不知不覺地就走上了這條路。我也說不清，也不願意走這條路，但是沒有辦法。
調查中還有一些在與異性交往的經曆中遭到失敗才轉向同性戀的事例。這類經曆對他們的性取向即使沒有造成決定性的影響，至少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文革時期，我和大學裏一個女同學比較好，她是六九屆，我是六八屆，她就算是我的一個戀人吧。她長相好，人也好，我們通過一年多的信，但最後沒成，她又找了一個。這件事對我刺激挺大的，當時我對她的感情是挺真摯的。另一位同性戀者也有一段辛酸的異性交往史：我就談過那一次戀愛，結婚的東西都準備好了，第二天就要領結婚證了，可她突然不幹了，說是另有所愛，那事對我刺激很大。什麼都準備好了……她想從我嘴裏說出個‘不行’來，想不退我的東西，她沒達到目的，最後還是把我送她的東西退了回來。
嚴格說來，異性交往受挫轉向同性戀的情況與單性環境及準單性環境造成的同性戀是有區別的。當然，籠統地看，二者都可劃入弗洛伊德所謂原欲受阻的範疇。在我國的文化氣氛中，尤其是在那些政治空氣嚴峻的年代，有些少年的轉向同性戀，的確與這種準單性環境不無關係。正如一位調查對象所說的那樣：我個人體會，形成原因既有先天的也有後天的，是可以培養的。我問過許多人是怎麼開始的，許多人都是異性戀受挫後轉向同性戀的。血色黃昏裏就有這種心理的描寫。我當初如果得到那個女的，也許就不會走上這條路了。類似說法不無為自己的性傾向尋找客觀合理性的可能，但不論這種說法是對是錯，也不論調查對象是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還是希望相信這種說法，他們確實是用這些說法來說明自己同性戀傾向的形成原因的，這至少是一種經驗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