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地的同性戀者說：北京有些男孩子唯恐別人不知道他們是同性戀，三個一堆五個一群的，嘰嘰喳喳，大呼小叫的，很討厭，成心引人的注意。我想他們這些人就差在腦門上寫上‘我是同性戀’或是舉個大牌子拿個大喇叭叫了。我從不這樣，我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我認識的男孩子都比較文靜一些，見麵不過點一下頭也就罷了，很少講話，除非快十點要回家了，我們才一起同路騎車回家。
一位常在社會上走動的同性戀者也承認：我感覺社會上的人層次低，但是很難找到層次高的，結果還得上社會上去找伴。
一位調查對象這樣描述他喜歡的一個同性伴侶：他不是社會上的人，他也不喜歡這些人。他不讓我問他的姓名地址。他可能有大人物的背景。
一位大學生說：我想英俊的、學問好的人都不會出來（指到社會上來），不屑來，也不敢來。可我實在煩悶時還是要去，沒目的，就為散散心。
一位大學生講到他對到社會上去的後悔心情：我現在才意識到，我當初要出去看看的想法是多麼愚蠢。我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而外麵的人大多數看重的隻是你的身體。對於我這個毫無經驗的初入道者來說，我成了隨時都有可能被捕殺的羔羊。我想過一段時間稍微平靜後，我要恢複原來的生活，我現在才體會到它的珍貴。
一位從不到社會上活動的同性戀者也是從重視情感的角度提出問題的，他說：對於同性戀者的社交活動，我很不理解。把公廁等汙髒之地當成交流感情場所，真不之感情何來？我想，那種活動大概隻是純發泄型的皮膚濫淫吧？這是最原始最低檔次的方式了。另一位從不願接受沒有感情的性關係的同性戀者也說：我從剛上高中時就有了這種感覺，到現在已經12年了。我隻和同學同事交朋友，不習慣在外麵天天晚上等啊，碰啊。我覺得那樣做挺可憐，挺可悲的。等上一個人就隨便性交，年輕時還沒什麼，到老了不是挺可悲的嗎？
一位南方X市的同性戀者在信中表明他不讚成這些社會活動的態度：近年從報上獲悉北京XX、XX、XX等處有集體活動，甚為驚訝。很多人活動於廁所之中，浴室之內，不甚安妥，有辱斯文，容易引招非議。
第一節交往方式 (3)
一位留學生的說法在從不到社會上去交朋友的人們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越是有身份有層次的gay，越是不會在社會上走動。我固守的田園，還有一份中國窮酸知識分子的清高和書呆子氣。我不屑與那些人為伍。但我從來不會去指責他們，討厭他們，他們隻是與我無關而已。他們有humanrights（人權——作者注），有權選擇自己的lifestyle（生活方式——作者注），就算他們的許多想法和行為由於知識水平、道德觀念、眼界修養的明顯局限而頗多偏差，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寬容可以采取與己無關的態度的。這是我意識到自己是一個gay以後最大的思想轉變。從前我是個敢說敢恨、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人，現在我想，如果上帝和他人要克服那麼大的厭惡、反感、憎恨、痛苦來原諒這個世界之上gay的存在，那我身為一個gay，又有什麼不能寬待的呢。也許我的這些想法，也是一部分gay的代表吧。
由此看來，在社會上發生的活動，隻是同性戀活動的一部分，有很大一部分同性戀者從來不在社會上走動，或者隻是偶爾到這種場所極隱秘地結識一兩位朋友，絕不大事張揚。據分析，在社會上過於活躍的人所屬的社會階層或許不如那些不在社會上拋頭露麵的人高。這一點有個很好的解釋：社會地位較高的人擔心失去和能夠失去的東西要多些，如個人名譽、家庭聲望、優越的職業地位等。據我們的調查對象說，同性戀群體中有不少名人，尤其在文藝界和體育界。他們的身分一旦暴露，則可能失去的東西就遠比一個普通工人或無業青年為多。
然而，同性戀社群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價值觀：盡管屬於同性戀群體的人們在教育程度和社會經濟地位上差異懸殊，他們當中卻有著一種獨特的等級觀與外麵的世界（異性戀世界）形成對照。一位調查對象的說法很有代表性，他說：我們這樣的人各行各業都有，從掃大街的到領導幹部都有。在這裏人人都是平等的。他另一句同樣意思的話就比較粗了，但對這一同性戀群體中特有的平等觀表達得更加酣暢淋漓，他說：脫了褲子人都一樣。另一位也說：社會上的人三教九流全有，工人、農民、士兵、職員、領導全有，在這裏一律平等，隻要喜歡就可以玩，年齡小到十幾歲，大到七十多歲，唯一不平等的是年輕的更受青睞。這些話充分表達出同性戀群體的整體意識。就像猶太人內部是有窮有富的，但對非猶太人而言，他們又成為一個整體。這裏麵有一點共謀意識的意味。同時，這些話又揭示出同性戀現象的本質：它本質上是一種性愛活動，人的身心是關注的主要目標，人的社會屬性（家庭背景、職業、地位等）退居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