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在公共場合總想把手搭在性感男人的肩上，總是克製自己這種欲望，怕人家說自己神經有毛病，其實我認為自己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倒是生活中人們對同性戀者的態度。由此我想到了西方人的生活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我羨慕那裏的同類，他們不必像我們這樣戰戰兢兢、畏畏縮縮地生活著，他們可以活得很自由，也很自信。在這裏，中國的同性戀者有一個誤解，以為西方社會完全接納了同性戀，同性戀在那裏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露其性傾向，其實，大多數西方社會也隻是部分地接納了同性戀。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由於西方社會中人對同性戀的知識比較普及，有時人們反不如在我們的社會中自由，比如，對於不想讓人看出自己是同性戀的男人，上街就不能挽男人的手；在中國，由於大多數人對同性戀茫然無知，倒可以手挽手而不至於因此暴露性向。當然，從目前社會對同性戀的寬鬆程度看，中國遠遠不及西方，被別人視而不見而苟得的自由與社會的正式接納顯然是兩回事。
關於挽手的問題，調查對象還提供了這樣一個事例：我有個同事剛剛結婚，是個複員軍人。他不是同性戀，可他每次跟我在一起都要挽我的手。我說你幹嘛這樣？不要這樣。他說他習慣了。改革開放之初，有西方記者到北京來，看到滿大街男人摟著男人肩膀，女人挽著女人手，大為驚異，寫了篇報導說，同性戀在中國十分公開而自由。這是一個典型的文化誤解：中國與西方在同性之間身體接觸規範上的差異被他們誤解了。我們生活在這個文化中的人當然知道，這遠不是同性戀，中國人在同性戀問題上還相當innocent（天真爛漫），勾肩搭背的人們很可能不僅不是同性戀，而且可能對同性戀這回事一無所知。費孝通曾描繪過中國鄉村的人們特別注重男女大防因此同性之間會保持一種極為親密的關係的情形，這的確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
比較係統思考過公開與否這一問題的一位老年同性戀者提出了三不主義，其中之一就是不露：不輕易顯露性定向。在某些性開放的國家中，人們常用單側掛耳環來顯露自己的性定向，便於人際交往。但在談性色變的國度裏，在艾滋病流行的時代裏，同性戀者一般還是以隨大流為好，不要輕率地標榜自己是同性戀者，更不要參與有可能傳播性病的高危活動。當然，不婚獨身也是一種顯露，但麵對那些性無知者的挑釁，沉默不言或無可奉告是最高的輕蔑，最好的回答。對於熱衷於探聽和傳播別人隱私的小人，隻有橫眉冷對才對得起他。
一位大學生以社會地位作為自己不能公開身分的原因，他說：我這樣謹小慎微，並不是以自己為恥，如果我現在是一位羽翼豐滿的科學家，我會毫不猶豫地公開自己的秘密，以洗刷社會對我們的誤解。正因為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上有父母師長，下有同學朋友，而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我所熱愛的事業要幹，所以才不得不處處小心，否則我的賴以生存的小小的卵殼就會被打得粉碎，這是我最怕的。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另一位則是以怕親友為此受苦為由決心隱瞞自己的性傾向的：我自己不怕公開（性傾向），但要考慮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我家鄉的人都知道我是同性戀，我就會覺得對不起他們，很內疚。我想保密到父母過世。在中國走這條路很艱辛，我不希望兄弟姐妹為此受苦，不希望父母為此受苦。另外還有傳宗接代的壓力。
作為同性戀者，我不太在乎別人最終看出我是同性戀，甚至有時我想故意去暴露以求一種奔放的快感。可我不能做！我有父母，他們望子成龍；有兄弟，他們還以我為榜樣呢！我還有親戚，有單位。我不僅被洗了腦，也得顧及現實，所以即使有法律保障，也不見得要自曝光於街市。
有的同性戀表達了自己渴望讓家人了解自己的願望：聽了喜宴中gayboy（同性戀男孩——作者注）向母親坦白自己性傾向的道白台詞，我特別特別的感動和激動，真想將它轉錄下來寄給母親，因為至今我仍然生活在對家庭親人老師朋友的大謊言之中。但是，我認為現在我還沒有這樣的勇氣、決心和能力。可能在我的頭腦中，最主要的勇氣、決心和能力並不源於自己的內心體驗，而是來源於另一個他！因為我至今還沒有找到Simon（喜宴中的人物——作者注）這樣的伴侶，以我孤身一人飄泊的身份，我根本無法麵對最低限度要麵對的謊言拆穿後的局麵。我必須要有另一個人堅定地勇敢地和我站在一起，而且也要像Simon一樣的愛得讓世俗的人也不得不感歎和羨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