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肚才有文才獨缺口才的大有人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這本是尋常不過的事兒。可周國平先生偏偏不認這個理，在《“沉默學”導言》一文中捭闔古今，馳騁中外，洋舉泰勒斯、甘地、吉辛之榜，國挺孔子、李笠翁之秀，不厭其煩地陳述一個觀點：智慧的人多口訥，健談的人多不智慧。筆者讀罷不禁啞然。
一個正常人既有優點和強項，也有缺點和弱處。毛澤東學識非常淵博，中國古典文化植入骨髓，在方法論上堪任所謂國學大師的導師，但其指導思想的厚今薄古、知識結構的重土輕洋顯而易見，直接製約著他的政治抱負和治國方略。魯迅是學貫中西的钜學鴻生，曆史文化底蘊黑洞一般深不見底，國史學界很難找到誰伯仲上下。但作為偉大作家和文化巨人，哲學元素的匱乏是先生的一個致命傷，導致許多觀點矯枉過正，多有偏激。列寧的智慧在國際共運史上首屈一指，但其激越有餘、辯證不足的哲學思維，對蘇聯模式的形成、發展以至最後的僵化，內結著一定的淵源關係。
我羅列三位偉人的絕對優與相對劣，並不是要對他們展開崇論閎議，進行綜合述評，而是延伸出另一個話題：智慧與口才的普遍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列寧是天才的演說家，其大氣之磅礴，鼓動性之強勁，在俄國革命家演講中獨占鼇頭。從某種意義上講，十月革命的滾滾鐵流正是在列寧摧枯拉朽般演講的推湧下奮勇前進，最終抵達成功彼岸的。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魯迅演講的次數最多也最受歡迎。除了來去匆匆的西安外，北京、廣州、香港、廈門、上海，每到一地，無不回蕩著先生取譬精當、喻引妥帖、辛辣幽默的古越口音。毛澤東的演講和聊天，就跟他的文章一樣，旁征博引，妙趣橫生，談鋒之雄健深孚海內外，接觸過他的中外名流乃至小人物都感受趨同。周恩來是儒相，陳毅是儒將，文化素養在各自領域中夠得上才俊級別，同時他們談鋒鴻健，是中共高層赫赫有名的鐵嘴，每每令談判對手無隙可趁。
構成演講的要素很多，膽略、氣勢、學識、幽默、機智缺一不可，但第一要素非能言善辯的口才莫屬。真正的好口才不是耍耍貧嘴，搭搭花腔，而是思路清晰，思維連貫，思辨敏捷，洞悉環境如魚得水，篩選知識左右逢源，更有吞吐裕如的口語駕馭能力。
關於口才與肚才的關係，筆者比較認可我國首位演講學教授邵守義的觀點：“是人才未必有口才，有口才必定是人才。”周國平的著作除了自傳和有關夭折女兒的文字外，我讀過大半，是被自己列入與賈平凹、餘秋雨、汪曾祺等同檔的當代散文精品，庶幾見一本買一本讀一本。我欽佩周先生的博學與篤誌，欣賞周先生的慧悟與犀利，思想不成體係但很獨到，觀點未及理論但頗新穎。平心而論，其思想是值得玩味的，其文字是庸常無奇的，其講座是難堪入耳的。周先生因為自己拙於言辭，而搬出幾位如雷貫耳的名人格言，構築成一套疑似於“智慧者必口訥，口訥者多智慧”的理論，就難免有人格上的不厚道之嫌了。乍聽言之鑿鑿，振振有辭，但細細讀來，全文東一榔頭，西一棒槌，有一種色厲內荏的空置感。人可以向完美靠攏，卻不可以裝扮成完美，連上帝都未臻完美之境，何況我們這些吃五穀雜糧的飲食男女？
確實有“雄辯是銀，沉默是金”的民諺，但成金的沉默想必置身於異常的背景，譬如老生常談的東西，你再雄辯也是廢話一堆；譬如心情需要恬靜、精神需要禪靜、靈魂需要寧靜的時刻，恐怕連天籟也會聒成噪音；譬如遇到了不可理喻的對手，話柄拉長了，反而招致喋喋無休但毫無裨益的論戰。我們讀白居易“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妙語，切莫疏忽了“此時”的前提與“別有幽愁暗恨生”的前言。更有反證的事實是，樂天在長詩《琵琶行》中的“無聲”隻有這麼兩句，相反，其生動描述琵琶女彈奏的“有聲”長達二十二句。據此我要說，縱有無聲勝有聲，畢竟有聲勝無聲，這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想必不是周先生能夠輕易推翻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