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根基
搞清楚馬克思主義是什麼，並不能完全決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性。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真理的普遍性，它必須和具體的現實國情結合起來，才能在實踐中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毛澤東早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就指出：“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④ 1956年4月，毛澤東又指出：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在結合上下功夫，“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⑤
這方麵，正方兩方麵的經驗和教訓不可謂不多。在革命戰爭年代，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思想對當時的現實國情做出了錯誤的判斷，無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固有特點，提出“畢其功於一役”，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曆程幾乎走進死胡同。建國後黨犯的錯誤，無論在經濟生活方麵還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都是因為黨的決策嚴重不符合那時中國的真實實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的錯誤是如此，反右派鬥爭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錯誤莫不如此。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隻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客觀公正的審視中國的現實國情，準確把握時代的脈搏，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就會不斷取得新成就。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覺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我黨準確地把握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提出了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論斷。黨的十七大報告再次強調：“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 強調“認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後，也不是要脫離實際、急於求成，而是要堅持把它作為推進改革、謀劃發展的根本依據。”⑦
要推進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必須科學地分析和把握中國的基本國情，把握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時代特征。當前，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從經濟的層麵看，在社會經濟體製方麵，實現了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轉換，市場經濟體製已經確立並逐步完善；在社會經濟結構方麵，已經實現從公有製經濟一統天下到公有製與非公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轉變；相應地，在經濟理論方麵，已經從傳統的占主流地位的以生產關係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向以社會生產力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西方經濟學轉換。從政治層麵看，社會政治理念已經由階級鬥爭轉變為社會和諧；在對階級關係的認識上已經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尖銳對立轉變為二者的求同存異；在人的政治屬性方麵，已經由權力本位向權利本位轉化；在社會政治職能方麵，已經由統治觀念向管理觀念並進一步向服務觀念轉化。從思想觀念的層麵上看，在個人利益享有方麵，整體與個別相結合的觀念已經轉變為個別與整體相結合的觀念，個體利益逐漸得到尊重和保護；在個人理性精神方麵，已經從文化觀念上的被決定逐漸轉變為自主性日益增強；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麵，也經曆了從“意識形態一體化”到“意識形態淡化”到“意識形態多元化”再到“肯定意識形態的普適價值”的轉化。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選擇
搞清楚“馬克思主義是什麼”和認清楚“我國的現實國情是什麼”這兩個問題還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條件，並非充要條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怎樣結合”的問題始終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麵前，鄧小平曾經指出：“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⑧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有著不同的方式選擇，簡單說來，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辯證的結合，一種是機械的結合。機械的結合就是生搬硬套，教條化的結合，事實證明，那是行不通的。辯證的結合，就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方法論原則，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探索中留下的珍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