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讚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應走革命路線,但伯恩施坦並沒有從徹底改造現有社會製度的高度上論述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對“革命”的理解僅限於經濟層麵。所以,伯恩施坦曾明確反對過改良主義,但又否認暴力革命,甚至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社論中提出,共產主義社會不是通過解散和瓦解資本主義製度建立的,“不是通過暴力手段,而是通過共同生產” ○14完成的。這些自相矛盾的理解和錯誤觀點,都源於他隻在立場和觀點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曆史唯物主義掌握得不夠深刻,從而在剖析現實問題和思考革命鬥爭策略時會偏離科學社會主義方向。
(二)對現實問題的剖析缺乏曆史辯證法的深度。
伯恩施坦雖然相信,工人階級的曆史使命是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激化以及工人階級的反抗鬥爭將促成資本主義製度的崩潰。但是,通過什麼形式奪取政權,是合法鬥爭還是暴力革命?伯恩施坦一直沒有從曆史辯證法的角度理解到革命的根本意義以及合法鬥爭的策略意義:在革命條件具備的時候,工人階級要從現實的角度來把握革命機遇,把革命化解為一種現實的方法;而當革命條件不具備時,工人階級要從曆史的角度來理解革命,將革命觀念上升為變革資本主義製度的曆史性要求和階級意識,並把這種要求與現實的合法性鬥爭結合起來。這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革命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正確路線,但是,伯恩施坦從來沒有將兩者統一起來。他在自傳中寫道,自己走向修正主義的根本原因,並不是源於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而是根據事實對假說所作的訂正” ○15。所謂“假說”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所指認的社會曆史發展規律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趨勢,而伯恩施坦在《社會民主黨人報》時期是相信並且以這些“假說”為根據來思考問題的,比如1882年“把彭杜破產案和同時出現的營業停滯當作‘煉獄的甘霖’,也就是說,當作巨大的總崩潰的前奏而表示歡迎”○16。後來之所以出現完全相反的觀點,與他對這種“假說”的認識程度有關。青年伯恩施坦是從曆史事實以及現實的角度接受了曆史唯物主義結論,但這種接受充其量隻有經驗事實,完全沒有辯證法,從而也不會有真正曆史的理解。所以,當新呈現的“事實”不同於過去的“事實”時,原來信奉的認識社會的基本觀點就隻能是“假說”了。
(三)脫離實際運動的理論思考方向
擔任《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後,伯恩施坦像是一個勤奮求學的學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書信,是他學習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教材。可對於一門以實踐性為生命特征的社會變革科學來說,離開現實鬥爭的純粹理論學習和思考是遠遠不夠的。伯恩施坦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非常法時期最重要的理論陣地——《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編輯,所麵對的絕大多數是理論問題、或者是實際鬥爭的理論反思,他需要掌握的鬥爭武器就是理論思考和批判。也就是說,伯恩施坦從事的是理論性實踐而非運動性實踐,在這樣的環境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觀點,一旦接觸運動性實踐,很容易犯兩種傾向性錯誤:或者用理論要求實踐,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當成死板的教條;或者用實踐所麵對的現實誤差來反打理論,進而拋棄理論原則走向對立麵。伯恩施坦後來走上了後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