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將無產階級鬥爭的目標定位在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針對有些人將“自由的人民國家”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否定形態，恩格斯曾指出這一術語在科學上講不通。伯恩施坦在1883年12月20日的社論中進一步闡釋：“盡管對於鼓動來說，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個術語作為對今天的暴力國家的政治對立物是夠用的，但是作為對我們的最終目的的表述，我們就不能認為它有效了，因為自由的人民國家不僅僅是對社會主義思想的錯誤反映，而且根本就沒有反映。我們的目的是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⑨在這裏，“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放在共產主義社會相同的意義上使用的。可見，伯恩施坦在這一時期也接受了追求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論。
第五，伯恩施坦在這一時期基本接受了曆史唯物主義，並嚐試著用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分析現實問題。他說，“隻有把階級鬥爭理解為曆史發展的結果，才能對階級鬥爭作出正確的判斷；而正是從這種曆史發展中產生了我們對待並不公開暴露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性質的一切問題的立場。曆史地看，工人階級是資產階級的繼承者、接班人，因此必然也是那些躲藏在今天社會裏的封建社會一切殘餘的反對者。”⑩這一觀點表明，伯恩施坦已經能夠從最基本的曆史唯物主義立場上看待階級鬥爭，並能夠正確地運用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分析階級鬥爭特別是資本主義製度下的階級鬥爭狀況。
總體看來，伯恩施坦已經從立場和基本觀點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並沒有真正把握這樣的立場和觀點的方法論基礎，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缺乏有原則高度的理解和把握，這就是他的馬克思主義觀中致命的方法論缺陷。
三、“疑問”中形成的修正主義種子
（一）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停留在形而上的層麵。在《社會民主黨人報》時期，伯恩施坦試圖對社會民主黨人的社會主義實踐進行理論的把握，可是，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並沒有結合具體的資本主義製度現實和無產階級鬥爭狀況來進行。因此，在資產階級國家消亡、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徹底的革命性改造以及現行國家所采取的民主形式等問題上，伯恩施坦的認識存在矛盾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理解。
伯恩施坦既說過共產主義製度要建立在消滅資產階級國家的基礎上，同時又表露過反對國家消亡論的觀點。他在1897年的一篇文章裏的注釋裏說：“我在《蘇黎世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已經再三地反駁了國家消亡論這種誇張的講法。”○11但是，對於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性質以及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本質，伯恩施坦始終沒有弄清楚。他從來沒有論述過工人階級應當如何對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問題，把資產階級國家等同為國家機器，認為隨著對剝奪者的剝奪，國家機器就會自行消亡，而且還用過“奪取國家的權力”這樣的模糊提法。恩格斯曾通過書信指出他在論述共和政體時沒有準確表述馬克思的觀點，並強調，資產階級共和政體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能夠公開直接進行的形式，資產階級共和國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隻是一個可以短暫依附的過渡物，目的是“用它來為革命的社會主義爭取廣大群眾”。 ○12但是，伯恩施坦還是沒有理解恩格斯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曆史性表述，因為他在回信中隻是說明自己“表述得很拙劣”，並認為自己的理解與恩格斯是一致的。伯恩施坦當然不是不願意這樣理解，而是蘊於理論積累不夠和方法論缺陷無法達到恩格斯指出的理解高度。
伯恩施坦接受了“工人階級必須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自己階級當家作主的製度”等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但是，他同時卻無法理解，究竟什麼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同未來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國有什麼不同。與錯誤的資產階級國家觀相應，伯恩施坦對民主概念的理解也停留在民主主義階段。1884年3月20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登載的社論《論人民黨自然曆史問題》，恩格斯看後指出其中“對民主這個‘概念’的引證是糟糕的” ○13；這個概念每次都隨著人民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它沒有幫助我們前進一步。社會主義革命意義上的民主，應該是超越了民主主義階段的，因此，對它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階段上，因為民主共和國畢竟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後形式，資產階級統治將在這種形式下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