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公有製才是社會主義特征的底線，那我們就來討論公有製吧。
三、怎樣看待公有製在社會主義中的地位？
相比計劃經濟，公有製更加令人關注，它不僅是共產黨人奮鬥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與當今其它社會主義的重大區別之一。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寫道：“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特別強調所有製問題，把它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當時的發展程度怎樣。”[19]在“無產者和共產黨人”這一章中，他們宣稱：“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製。”[20]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蘇聯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旦建立，都竭力把生產資料公有化，通過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來建立公有製。“一大二公”曾是我們努力實現的目標。
然而跟計劃經濟一樣，當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公有製，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弊端暴露出來了。投資饑渴、藐視市場、忽略質量、效率低下，是改革時人們常常提到的國企問題。
於是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之後，城市企業也開始風行承包製。賈魯生和魯娃甚至寫了一本叫《誰來承包中國》的書。再後來，外資開始加入，私營經濟開始發展，國家提出抓大放小，90年代股份製改造成了成了熱點，時至今日，許多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包括能源和金融，大多股份化了。
股份製到底算公有還是非公有，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去年謝韜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中，引用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澤東》中的觀點，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係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因而斷定“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著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種新製度成為可能。”[21]周新城等人著文批駁謝韜，說他斷章取義，把過渡點看作製度變化本身，曲解了馬克思的意思。這裏不去評價他們的是非，僅就我國目前的狀況看，民進國退，公有製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降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特別是在經濟活力旺盛的沿海中小城市，有的民營經濟已占當地GDP的90％以上。引得內地一些省市前往取經學習。
有些人對公有經濟的萎縮感到不安，擔心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會發生動搖。連香港中文大學的郎鹹平也對大陸國有企業的改製過快過猛以及金融市場開放的程度提出不少批評。與此同時，認為我們的思想還不夠解放，在所有製上還可做文章的也大有人在。
曾為廣東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的鄭炎潮說：“當年提過‘鳥籠經濟’，你開放市場可以，但是不能超越計劃。這次思想解放，會不會轉向‘鳥籠思想’呢？解放思想可以，但不能超越某些框框。”[22]他的這段話，應當有所指，因為他在後麵又說：“我認為在所有製方麵，現在仍然麵臨著思想大解放的問題。2007年中國非共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60％，非公有經濟事實上成為主體，而我們的基本經濟製度、我們的憲法仍規定公有製為主體。我們現在麵臨很多難題，為什麼國營企業改革現在還是步履艱難？為什麼很多壟斷行業不允許非公經濟進入？為什麼很多民營企業貸款和上市遇到極大阻力？為什麼我們在做強、做大民營經濟時不敢大刀闊斧？為什麼農村土地所有製改革不敢邁開更大步伐？我認為就是因為這種理論束縛，因為基本經濟製度沒有創新。”[23]
在公有製問題上，我們同樣麵臨二難：把公有製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就要確保其主體地位。主體地位總得有質的量的規定吧。麵對總的量上的劣勢，我們一度強調在質上對經濟命脈的控製。如今在金融和能源領域我們已邁出了開放的步伐，而對其它壟斷國企，如鐵路、電訊等的討伐在民間一直就沒停息過，要求放開讓其它資本進入的呼聲很高。我們是恪守公有製為主體的原則呢，還是順應市場自身發展的要求，作出讓步，在基本經濟製度上“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