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開放以來對價值內涵認識的三次飛躍
從80年代初以來，國內的學者開始涉足價值論理論的研究，在20餘年間逐步恢複和建立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論體係，從而豐富和充實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之同步進行的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發展。價值內涵認識的演化過程，與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密切相關，哲學界價值論研究的進步，也正是與黨的指導思想的不斷豐富相伴而行的。回顧30年的改革開展曆程，筆者認為，對價值內涵的認識，經曆了三次大的飛躍。
第一次飛躍是由否定價值到初步確立價值觀念，為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轉化提供了基礎。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國對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長時間存在著“左”的偏見，把手段當成了目的，單純強調生產關係的先進性，卻忘了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發展生產力，不僅否定商品，也否定了價值。1978年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破除了教條主義的束縛，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人們開始關注自身利益，物質價值開始被重視，哲學界開始思考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價值體係的建構問題。80年代初期，價值論開始被國內理論界重視，及至興起了價值哲學的研究熱潮，與之相對應的，是社會中價值觀念的形成。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逐步建立，交換中平等的“價值”觀念也得以引入，雖然這種價值是以貨幣為衡量標準的“物”的屬性，但對於社會秩序的確立和人們價值觀念的建立仍然具有進步意義，對物質價值的認識為市場經濟體製的最終建立奠定了基礎。
這一階段可以看作是中國對價值內涵的初步認識階段，人們由否定價值轉而開始認同價值，但是由於對價值內涵的認識還很膚淺，人們把關注的重心放到了價值的附著物——客體上，強調並僅僅關注物質價值，物質價值的過度放大很快帶來了負麵效應，“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等錯誤的價值觀開始侵蝕民眾，社會出現了道德失範現象，價值論與實用主義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在這一背景下，急需要價值論研究有所突破，重構民眾的價值觀。
第二次飛躍是“三個有利於”的提出，統一了真理標準與價值標準，價值內涵中人的主體地位開始得到真正重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更多的是一個認識論的真理問題，而不是一個實踐論的價值問題，我們尋求真理，判斷事物的是“真”還是“偽”，並不是我們的目的，人們不僅僅需要知道事物“是什麼”，還需要知道事物“有何用”以及“怎麼用”。馬克思主義說得很清楚：“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2]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針對一段時期以來黨內和國內不少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邁不開步子，不敢闖，以及理論界對改革開放性質的爭論，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三個有利於”這一論斷，統一了真理標準和價值標準，解決了社會發展的價值取向問題，生產力要發展，國家綜合國力要增強，需要我們去發現規律，並按規律辦事，但是，這一切的出發點和目標，都應該是“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一認識的深化，使價值內涵中人的主體地位得到了應有的重視。
在改革開放以前，國家過份強調集體利益、階級利益和國家利益，個人的利益被忽略，改革開放的30年，是由認識到人的利益的重要性，進而提出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相統一的漸進過程，人們不再羞於提個人利益，也敢於爭取正當的個人利益。近年來，國家進一步提出要讓廣大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強調“以人為本”，更是對人的價值的進一步重視。在前段時間的抗震救災中，強調把人的生命、財產等利益放在首位，民眾能夠及時了解到救災進程；反觀唐山地震時，一切強調以國家利益為重，個體被相應忽略，甚至連死亡人數都認為是國家機密，遲遲不予公布。從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轉變，體現了對人的應有尊重，這是對價值內涵認識中人的主體地位的應有回歸。
第三次飛躍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標誌的由片麵價值認識向全麵價值認識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