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到文化觀念往往是從人們的基本需求中引申出來的，那裏說的文化是指狹義的文化。從廣義上來說，人類用手和腦造出的一切東西都可以稱之為文化。人類自產生以來，特別是進入了文明時代以後，其本身兩大欲望的目的、行為和結果，無不帶有文化色彩，而且它們還以各種形式向狹義的文化滲透。在中國文化中飲食欲滲透得更多一些，而西方文化則對情欲更重視一些。基督教教義說亞當和夏娃因偷吃智慧果而導致情欲的衝動，從而結合成夫婦、成為人類的祖先。由此可知愛情與智慧一起來到人間。古希臘思想家把愛情看成宇宙起源、是決定人類命運的重要因素。愛神厄洛斯的名字就象征著宇宙被分開的各個部分的動機、意向與結合。無論是天上還是地上的種種事物，都是因為他的幹預和參與而產生的。柏拉圖在其《對話錄》中的《斐德若篇》、《會飲篇》中，把愛情看成是對美的本體的眷戀，把它看成是對現實的哲學思考，因此愛也是認識和了解世界的手段。後來西方許多哲學家以“愛”作為起點或支點來認識人生和世界。
這種以愛為起點的文化哲學帶有強烈的悲劇色彩，因為人的情欲本來就是一種無底的深淵，它又是以延續種族為目的，而子嗣的產生正是以代替父母為目的。現代西班牙思想家烏納穆諾曾說：“世界和生命裏，最富悲劇性格的是愛。愛是幻想的產物，也是醒悟的根源。愛是悲傷的慰解；它是對抗死亡的唯一藥劑，因為它就是死亡的兄弟。經由被愛者作為媒體，愛狂烈地追尋某種超越的事物，而當它發現並非如此時，它便感到失望。”（《生命的悲劇意識》）這種追求的無限性和對目的要求的完美性，使得這種對人生的追求富於詩意和帶有悲劇色彩。
中國文化則注重從飲食角度實際地看待社會和人生問題，他們認為生活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吃飯，為它耗費的時間最多。至今，南方一些地方的老年婦女幾乎整天在侍弄飯菜。不僅“食前方丈”或鍾鳴鼎食之家把吃飯看成享受和樂趣，即使平常人的普通飯菜也會使食者歡欣鼓舞，並從中體會到無窮的意味。詩人杜甫受到窮朋友王倚的款待時興奮地寫道：“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畜豪且割鮮，密沽鬥酒諧終宴。故人情義晚誰似，令我手足輕欲旋。”（《病後過王倚飲贈歌》）其實吃的隻是泡菜（冬菹）、蘿卜（土酥）、豬肉（畜豪）之類，詩人從中汲取了生活的動力（當然也有友情在起作用），最後向朋友說：“老馬為駒信不虛，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吃飯，隻願無事長相見。”清代鄭燮（板橋）在其家書中說：“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暖老溫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棒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長為農夫以沒世乎！”簡單的飯食竟被鄭板橋寫得如此富於情趣，如此近於人情，事實上這是他寒士生活的體驗。杜甫、鄭燮部是注重寫實的藝術家，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他們的感受很有代表性。
中國人都善於從極普通的飲食生活中去咀嚼人生的美好與意義，哲學家也是如此。莊子認為上古社會是最美好的，最值得人們回憶和追求，為什麼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可以“鼓腹而遊”，也就是說吃飽喝足之後才能充分享受人生的樂趣。在《莊子》的《人間世》和《德充符》中都描寫了一些有殘疾的畸人，他們都以能“糊口”於亂世而自滿自足。莊子對這些人也致以由衷的讚美。莊子在先秦諸子中是最富於悲觀色彩的，但他的悲觀並非由於目標高遠，可望而不可即。莊子尚且如此，積極入世的孔子、孟子、商鞅、韓非、墨子等則更不待言，不管他們關於政治、社會的主張有多大分歧，但他們的哲學出發點都是執著於現實人生。他們的追求、理想都不是幻想或未來世界的完美，而是現實的、衣食飽暖的小康生活，因此在《論語》和《孟子》中用那麼多篇幅討論飲食。飲食的欲望倒是比較容易滿足的，特別是對於個人來說，更是如此。粗鄙的如阿Q，困擾他的有那麼多問題：“愛情”、前途、尊嚴以及關於人生的重大選擇等等，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足夠西方哲人思考一輩子，可以終身苦苦追求。可是我們的阿Q隻要填飽肚子，在土穀祠中美美睡上一黨，就什麼都解決了，第二天照祥“飄飄然”。這真是在證明著我們兩千多年前的古老的格言“惟食無憂”（《左傳·昭公二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