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商品以來，金錢（財富的貨幣表現）似乎成為人生不可或缺的東西，但它遠不是人生的全部，甚至有時幹擾人生價值的實現。人們在金錢麵前應該具有獨立意識，能“聚”也能“散”，而且聚之有道散之有方。
西方資本家對於金錢的態度在許多人心目中還停留在阿巴公或葛朗台的時代。那時還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許多資本家的個性受到金錢的扭曲與異化，對於金錢的單純“愛好”，成了他們人生的唯一目的，快快掙錢，多多掙錢是他們的奮鬥目標。
自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這種風氣產生了變化，資本家們更注重金錢流通與金錢的花費。“流通”自不必說，這是資本增殖的手段。“花費”（散財）則更多的是把金錢投向公益文化事業，這在歐美尤其明顯。大多數的文化設施、基金，不是國家、政府出的錢而是財團捐的。如1919年安德魯·卡內基捐出三億五千萬美無（相當於今日的四十六億），在美國設立了二千六百個圖書館。美國許多有名的大學是富翁們捐贈的如杜克、斯坦福、約翰·霍普金斯等皆是。其他如普立策新聞獎、卡內基音樂廳乃至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獎無不是個人花錢設立的。有的富翁還特別熱衷投資於時髦的科研設施。如美國的愛德華·貝斯捐贈一億五千萬美元在亞利桑那州大沙漠上建立了自給自足的“第二生物圈”，以研究未來環境的保護。也有日本的竹中鍊一捐獻八千萬美元建立了“竹中木匠工具博物館”以回顧傳統。西方有許多富豪死後不把財產全部留給兒女，他們深信兒孫自有他們自己的事業，不必躺在父母的身上享清福。這可能與他們的信仰有關。加爾文教就主張教徒應以自己的勤奮的工作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
古代中國寫在書麵的雖也是“重義輕利”，沒有奉金錢為至上的傳統（至少在經典文化中沒有），但在世俗生活中，金錢還是起著支配作用的。因此，視金錢為生命者也不在少數。
唐李肇《國史補》記載了一個故事：德宗時，王鍔出身行伍，性情貪鄙，極好財貨，凡有關財務，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以免水肥外人。王鍔多次為地方大吏，積累財貨極多。有位在王鍔門下多年的老賓客，一次與他談起金錢財貨問題。老賓客知道王的毛病，於是便以能聚也應能散的道理告誡他。過了幾天，王鍔又見到這位賓客，便爽快地說：“前幾天，您的教誨我記在心頭，以後就照您的話辦了，財貨已經大散了。”老賓客聽了很高興，便問：“不知道您如何散的財？”王鍔回答：“每個兒子給一萬貫、女婿各給一千貫。”儒家思想認為天道“惡滿而福謙”，太過於滿就要招致損害的。因此，對於金錢會積也應會散，“散”指散給那些需要它的人們。晉時富可敵國的石崇，曾與皇親王愷鬥富，皇帝常幫助王愷，王愷也往往敗北。可是最終石崇受孫秀陷害，誣以謀反。石在臨刑前感慨萬端地說：“奴輩利吾財者。”（這些小子貪圖我錢財。）收捕他的人說：“既然知道金錢會招致災禍，為什麼不早早散之。”這就是“散”的真義。當王鍔向賓客報告他財已“散”時，賓客必然想到，他把錢是散給窮人寒士，還是交給國家地方了呢？於是請問其詳，王鍔回答得很爽快，他的頭腦中不會想到他人，其回答令賓客與讀者的期望受挫，引起人們的訕笑。這個回答在意想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它十分符合王鍔的本性。
對於兒女未來的關切是國人的傳統，因為在人們的思想上總認為兒女是自己生命的延長。但在如何關切兒女問題上有識者與短見者有很大分歧。《戰國策·趙策》中有“觸善說趙太後”的故事。觸書主張愛護兒女要為他們作長遠打算。他勸趙太後要為子女創造建功立業的機會，不要隻在金錢、地位上為兒女考慮。因為“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這樣金錢、地位適足以成為兒女的禍根。這是十分明智的看法。
西漢的疏廣位至太傅，年老後主動要求退休還鄉，皇帝、太子共賜金七十斤。他退居鄉裏之後用此錢與族人、親朋故舊共享，相與娛樂。人們勸他用此錢買些田宅基業傳給子孫。疏廣回答說：“難道我老糊塗了，不顧念子孫嗎？不是，我有舊田宅，子孫勤力其中，自可以供衣食，過著與平民一樣的生活。如果我再留給他們更多的金錢基業，則足以使其懶惰，不思上進。”他又說，對於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誌；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也就是說子孫賢，那麼金錢太多則成為上進的累贅；子孫不賢，金錢太多則幫他們去幹壞事。縱觀二千年之曆史，確如疏廣所言。雖然民間流傳著“兒孫自有兒孫福，不為兒孫作馬牛”，是真正省悟者之語，但認真執行者又有幾人？宋代詞人辛棄疾厭倦朝廷內的雞爭鵝鬥要致仕退休。他的兒子就以田莊尚未買妥，反對他退休，想叫他為子孫安排好了一切再退。辛棄疾十分生氣，寫了一首詞“罵”他。詞中說，人不是就有一張嘴吃飯嗎？要那麼多田產基業做什麼？“千年田換八百主，一口能插幾張匙？”這真是打穿後壁的超脫者的肺腑之言。可是直至今日頂著各種榮譽稱號的許多老人，在生前身後所放心不下的唯有兒女的安排，從財貨、地位到房子無不為他們安置得妥妥帖帖，對照《王鍔散財貨》不是令人感慨古今之人相去不甚遙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