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譽大體上是與麵子聯係在一起的，想要得到，實際上又不可能，就要在心理上求得一些補償。或求得他人認同、或隻是自我欺騙，旁觀者看來可笑（有時甚至是可憐），而當事者還是認真地去做，這表現在普通人身上是虛榮心。例如自負文才而別人不肯承認，於是花錢令乞丐稱自己為“太史公爺爺”；又如家已敗落，陷於饑寒，怛每日外出，食糟餅兩枚、以肉皮塗唇，滿嘴油光、麵目微醺，仿怫剛酒足飯飽，饑飽腹內自知。這些欺人又自欺的手段都是用於邀虛譽，雖然可笑，但影響不大。如果王國政者追求這種虛譽，則倒黴的是廣大老百姓，例如庚子事變後，兩太後為了保持其名位及垂簾聽政的資格，為保全麵子輕易答應八國提出的辛醜和約。此和約的條件極苛刻，割地、開放口岸不算，僅賠款一項就所四萬萬兩之巨，每個中國人都要出一兩白銀來替慈禧太後買麵子，這就是追求虛譽的代價。
明智的統治者也有知道虛譽之可怕的，它雖然能滿足一時的虛榮，卻會帶來無窮的禍患。東漢末年的曹操，在漢獻帝已經完全成為傀儡、朝中的一切權力已經完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的時候，仍然不肓取漢自代。當東吳國主孫權上書向他稱臣，並建議他取漢而代之，直接作皇帝之時，曹操立即警覺到這是一個圈套：“是兒欲踞吾爐火上邪！”他認為這是把自已放在爐火上烤，是得虛名而處實禍。這是個清醒的態度。像近代的袁，當他已經作到終身大總統，實際上已經是皇帝時，仍感到不滿足，非得要作真皇帝（其子袁克定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最後隻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終於在全國反對聲浪中倒台。這是真正的務虛名而處實禍的一例。
五代踞東南一隅的錢鏐，僻處吳越，不過領十三州一軍，號稱十四州，地小兵弱，其施政方針也是以“保境安民”為主，對於更換頻繁的北方統治者莫不俯首稱臣，表示極度的恭順。可是他關起門來便作威作福，稱皇稱帝。對外，他的意誌不能自由地伸張，處處碰到障礙。趙匡胤甚至要把他扣在汴京，不讓他返國，他也隻好忍讓為先，委屈求全。對內，他還是至高無上的，事實上的缺欠可以從虛造的幻影中得到滿足。
當時錢鏐杭州自稱吳越國王，詩僧貫休向他獻詩有句雲：“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錢鏐看了詩說，把詩中的“十四州”改為“四十州”，我就接見他。貫休說：“等他統轄的州數增到四十州我再改詩。”（明趙南星《笑讚》）
明人趙南星評論說：人喜歡奉承，知道是虛譽，也不能不好。錢鏐治下隻有十四州，詩中改成四百州又有何用？真是扯淡。唐宋文士向達官貴人投贈詩文的目的在於求得他們的舉薦，或者得到他們的資助，在這種情況下所作的詩文近於幫閑湊趣，或者說是拍馬文學。貫休是個遊食四方的和尚，向錢鏐投贈詩歌的目的也在於打秋風，後來他也曾依靠荊南節度使成汭和前後蜀國的田國王，然時其為人頗有兒分風骨，不是疲軟分子。
改詩，這在法律都可以更來改去的時代看來也許是平常的事。何況，詩是人寫的，當然人也可以改。而貫休卻不是願意打渾湊趣的劉姥姥，他寧可不要幫討也不肯調換“十”與“四”的位置。且極為刻毒地說：“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續湘山野錄》）真是個不識相的和尚！試想，他隻是在文字上作點小小的更動，不用付出什麼，就會帶來多麼完滿的大團圓局麵！主人喜笑顏開，貫休也會得到豐厚的報酬，以了其投贈詩文之初衷。
錢鏐出身於挑米販鹽的遊民。他奔走兩浙，闖蕩江湖，當過伕役，後由兵痞起家，經曆了大小多次戰役，與各色人等進行過殊死搏鬥，因此對人間的情偽利弊、世態的冷暖炎涼見得多了。具有這種經曆的人應該是務實的，對那些毫無實際價值的虛比浮詞是不會感興趣的，但是，地位能移人之性情，當他作到雄鎮一方的統帥，成為小國國主之時，他的想法便不一樣了。劉邦、朱元璋都是曆盡滄桑的人物，他們在晚年都有個喜歡虛譽的毛病。劉邦甚至在其父親麵前自我炫耀，一點也沒有感到這種炫耀與其“實業”相比有點過頭，也類似虛譽。正像趙南星所說：“明知其為虛譽，而不能不好。”人生就是如此，真正的可悲正在於“明知”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