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一位著名將領奧伯根有句名言：“別怕攻擊你的敵人，提防諂媚你的朋友。”把諂媚的“朋友”與“攻擊你的敵人”相提並論，可見諂媚之令人恐懼。尤其是這種朋友“滔滔皆是”，令人防不勝防，即使是英明睿智、洞察一切的人物也往往不免入彀上當，成為曆史上的笑柄。有時一些人的諂媚醜態、惡毒用心，在旁觀者看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當事者卻作為好心來接受，當作美來欣賞，從而顯得十分愚蠢。其中重要的原因在於人的本性之中有尋求自重感的欲望，希望外界對自己作出肯定性的評價與讚美，而肯定的評價、讚美往往與奉迎諂媚難以區分。
有這樣兩個笑話可以幫我們識別諂諛者的嘴臉。兩廣一帶有個縣令，特別喜歡他人的奉承。每次頒布政令或有所舉措，都要下級交口讚美一番，他才高興。其下屬有個衙役深知此公之病，打算諂媚他。有一次趁著縣令在旁邊，這衙役裝作沒看見的樣子，與人相對私語：“凡是當官的幾乎沒有不喜歡別人阿諛奉承的。唯有我們的縣太爺是個例外，他把別人的讚譽看得一錢不值。”這位縣令聽到了，馬上把這個衙役叫到麵前，一麵拍著胸脯，一麵頓足，恨相識之晚，並且十分感慨：“嘿，在整個縣衙門裏隻有你才最了解我，真是個稱職的好差役。”（明劉元卿《賢弈編》）從此縣令對這個衙役十分親昵，給了他不少好處。
另外一個出自清代署名獨逸窩居士的《笑笑錄》：有兩位門生要被分配到外地作官，行前他們一起去拜謁老師。作為大官的老師感到有告誡一下學生的必要，於是說：“現在正直人的處世之道往往行不通，那些小人逢人便送一頂高帽子，真是可惡之極，你們外放為官，可不要這樣做。”其中一個門生說：“老師說得對極了。可是社會風氣就是這樣，像老師這樣痛恨高帽子的，世上能有幾人啊！”老師聽了十分高興。兩門生出去後，那位門生對同行者說：“高帽子已經送出一頂了。”
俗語把諂媚叫作送一頂高帽子。縣令和那位老師從理論上都懂得諂媚者是品格低下的，並對諂媚本身采取排斥態度，老師甚至以此告誡門生，要求他們不要作諂媚者，可是當衙役、門生運用智術向其諂媚時便欣然接受，可見他們內心深處都渴望著別人的奉承。
為什麼縣令和老師如此輕易地被“糖彈”擊垮，敗下陣來呢？因為衙役和門生在奉承諂媚時都運用了巧智。首先他們都在斥責奉承、諂媚，用以證明他們十分厭惡此道，好像與諂媚劃清了界限。其次，衙役不當麵吹捧縣令，而是“故從旁與人偶語”，這特別像由衷的讚美。兩位門生也是順著老師的話茬而下：“老師之言不謬，今之世不喜高帽如老師者，有幾人哉？”這些話更像發自內心的讚歎。衙役、門生都是把諂媚化妝成為讚美，因而得以售其奸。“縣令”仿佛遇到了知已，“亟召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已”；那位老師也是十分高興，實際上他們都受到諂媚者的愚弄而不自知。讚美與諂媚是一對從表麵看來非常接近而又有本質區別的概念。
那麼讚美與諂媚的區別又在哪裏呢？讚美是真誠的，而諂媚是虛偽的；前者發自內心，後者僅出於口；前者不圖私利，後者懷有個人目的。孔子把“樂道人善”——讚美，看作對人有益的三大樂事之一。因此，人們欽佩那些“平生不能隱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的人，因為他們把人的德行、才能宣揚到四方；而那些脅肩諂笑的人之所以受到社會的鄙視，因為他們確實是在敗壞德行和毀滅才能。
尋求自重的欲望是人類所共有的，但要時時保持淸醒的頭腦，不要被“卑賤的讚美”所愚弄，特別是身處上位之人，平時為人所求，又為人所畏，所以遇到的“卑賤的讚美”就特別多。戰國時的策士鄒忌就從妻妾賓客對他的廉價讚美奉承中悟出了這一點，並以此告誡齊威王，使得威王勇於納諫，歡迎敢於麵刺其過者，還給予獎賞。
封建時代的絕大多數帝王做不到這一點，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被公認是少有的“明君”，也就在於他能容忍直臣麵折廷諍，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對佞臣有所警惕？可就是這樣的“明君”，也曾被機智的諂媚所迷惑。一次，他與大臣宇文士及在花園中散步，偶憩於一棵樹下，於是，宇文馬上高誦《詩線·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這首詩是借讚美甘棠以歌頌周朝賢臣召伯的，宇文移來歌頌唐太宗，太宗馬上警覺到這是諂媚，於是說：魏征勸我“遠佞人”，我不知道“佞人”是誰，原來是你啊！嚴詞拒絕了字文士及。不過宇文的確不愧“佞人”的稱號。他馬上機敏地冋答：陛下整日與魏征等人相處，神經常處於緊張狀態，我隻是想使陛下輕鬆輕鬆罷了。於是，李世民放鬆下來了，宇文所灌的米湯源源而進，結果，他的“遠佞人”終於成為一句空話。這個“小品”也說明了地位的尊崇往往使人變得十分愚蠢。它與在上位者的自我感覺是完全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