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在《東坡誌林》中說：“有兩個窮書生相互談論起自己的誌向。一個說：‘我平生感到不足的，唯有吃飯與睡覺二事。以後如果得誌，一定要吃飽了便睡，睡足了再吃。’另一位說：‘我與你不同，我是吃了再吃，吃了再吃，哪有功夫睡覺啊？’最近我來廬山，聽說馬道士擅長睡覺，於睡中得到妙道真諦，但我覺得這還是不如那位窮書生從吃飯中得到的真諦。”
蘇軾最後所說的話是正話還是反話，是正言若反還是有激而言，讀者遽難斷定。東坡在古代文士中是最愛談論吃飯的人，對於吃的問題也作過較深入的研究，因此，他說的故事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也是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們應該深入思考的。
“吃了又吃”，看似笑話，而且是窮“措大”的幻想，但在現實生活中，“吃了又吃”的人並不罕見，而且也不一定都是窮“措大”。史書上不是清清楚楚地記載著殷朝的亡國之主——商紂就是貪吃過甚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的嗎？他就是“吃了又吃”的人中最著名的一個，據說說，其亡國的原因就在此。可不懼哉！
吃，確實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人們往往吃了上頓就盤算下頓；如果經濟許可的話，總是設法要在吃上搞出點新花樣來。這一點與基督教文化，特別是新教文化不同。例如英國人就把吃看成極隨便的事情。他們把吃與身體的關係比喻成煤與蒸汽機的關係，毫無詩意！林語堂曾說：“英國人所感興趣的是怎麼保持身體的健康與結實。比如多吃點保衛爾牛肉汁，從而抵抗感冒的侵襲，並節省醫藥費。”（《中國人》）在美國人的“文化潛意識中對過分地強調‘吃’存在著一種恐懼感。在清教徒文化的深層，恍惚隱約地意識到：貪食是一個人不會得救的外在行為密碼。”（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而中國人則是堂而皇之的以“口”來麵對世界的。
古人說：“民以食為天。”“天”者，至高之謂也。這就是說，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於是逢年過節，喜慶吊唁，親族聚會，好友相逢，送往迎來，乃至辦一切有眾人參加之事，最後都離不開“吃一頓”以盡興。古往今來有那麼多備有名目的宴會，都是藉以聯歡和解決吃的問題的。我們從大眾語彙中也可以看出：“吃”或文言中的“食”，是一個使用極其頻繁的常用詞，它被塗上各種感情色彩。本世紀初，人們把信仰天主教叫作“吃洋教”，把當兵叫作“吃糧”。三十年代上海市民被租界中的外國巡捕踢了一腳，自嘲地稱作“吃了一隻洋火腿”。四十年代在抗戰的大後方重慶有“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民諺。直到近三十年來從“革命不是清客吃飯”，到“革命就是請客吃飯”這些“吃”字無不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格。其他如打嘴巴叫“吃耳光”，被冷落叫“吃閉門羹”，受到損失叫“吃虧”，費勁叫“吃力”，把衣食有餘叫“吃著不盡”。文言一點的把不守信用叫“食言而肥”，把承受祖宗的餘蔭叫作“食德”。這些更是生動地體現出人們的好惡及“吃”在生活中的地位。
“吃”真是偉大，它可以無處不在，無往而不通。國人在“吃”的問題上是集中了神經的興奮點的，人們為它歡樂，也為它悲哀。談及美味佳肴，無不眉眼莞爾，笑逐顏開，稱之為精神會餐“文化大革命”中許多被趕進牛棚或收入囹圄的人，把它當作永恒的話題，樂此不疲；麵有菜色，腹內枵然還要裝作“衣食足知榮辱”的“君子”，真不知靈魂上要經曆多少苦難？人性會造成多麼痛苦的分裂！這比沒有飯吃的窮“措大”更加不幸！
與國人刁鑽的“口”相適應，中國的食物太可口了，因此，其滿足口欲的功能遠遠超過充饑的功能，考究的進餐雖然仍稱之為“吃飯”，實際上是吃菜，上飯隻是最後的點綴。滿桌精美的菜肴往往使人填飽肚子之後還禁不住地要再吃，可是吐子的容積是個常量，不能無止境地擴大。於是人們發明了酒令、拇戰，以及在筵席間欣賞音樂舞蹈、雜技百戲，用這種種方法延宕進食的時間，使胃中的食物漸漸消化，體內飲料依次排出。這樣，一桌酒席可長達七八個小時乃至通宵，是真正的“吃了又吃”。因此，那位窮“措大”的“吃了又吃”的“箴言”是無意間道出了中國“吃文化”的真相。最後，坡公以其“得吃飯三昧”許之。這是否符合坡公本意，不敢妄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