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第一回描寫作者理想——太虛幻境時，有副對聯，其上聯為“假作真時真亦假”。它概括地反映了人們對於現實生活中極為常見的“真”與“假”這一哲學命題的困惑。中國傳統文化中除了佛教視真如為真理，向無真理之名。《說文》解釋“真”字時為“仙人變形而登天”，其義與現在理解的真理無關。明艾南英說“五經無真字”，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真人”即仙人。後來辭書也多訓真為“誠”，表示主體對宇宙萬物的真摯誠信的態度。這往往也是從主觀出發的。因而人們對於真理不是很執著的，盂子就說過，如果“信”（誠信）與“義”產生矛盾，應該重義舍信。那些練達世事的人，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如何在社會中暢通無阻，而不是什麼在他們看來連存在都成問題的客觀真理。
明陸灼《艾子後語》中有個《認真》的寓言：有一天艾子帶著名叫執和通的兩個弟子到郊外遊玩。天很熱，非常渴，於是艾子派執子到農民家去要些漿水以解渴。農舍旁有位老爺子正在看書。執子向他恭恭敬敬作了個揖，便說明來意。老爺子隨手指書上的“真”字問：“這字念什麼？認識它，便贈給你們漿水。”執子回答：“這念‘真’啊！”老爺子十分生氣連這個字都不認得，不給漿水！執子狼狽地回到師父那裏報告了一切。艾子說執子真是榆木腦瓜，太不通達。通子你去吧！通子見到老爺子，老爺子又把書上的“真”給他看。通子回答這是‘直八’兩個字。老爺子十分高興，於是送給他許多家釀的美酒。艾子喝了甘甜的美灑感慨地說：“通子真是聰明啊！如果他再像執子一樣認真，那麼我們連一勺水也喝不上，甭說喝美酒了。”
當然這是個詼諧性的寓言，它說明：認定真理，執著而不通融的人，在社會上處處碰壁（魯迅就曾詼諧地對他侄女說，他的鼻子都碰扁了）。“通”則象征著通達、圓融、油滑。通子把“真”字讀為“直八”，因而一路暢通，並得到表彰。令人可畏的是他仿佛沒有錯，“直八”就是“真”字，隻是繞了一個小彎兒。這樣做可以說是一箭三雕：一，受到老爺子的認可；二，不故意弄成大錯而受良心的譴責；三，為以後留下出路。口後如有天翻地覆，老爺子不再具有決定權之時，通子也沒有什麼大錯，他還可以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解，“真”可以分解為“直八”嘛！“真”字被拉長後未看清嘛！等等。人們對他也無可奈何。這位為了些許利益而放棄真理的人還會暢通無阻的。他是傳統文化中的驕子。
為什麼社會上講“真話”、說“真理”不能通行，而圓滑的假話、可以自圓其說的歪理卻能暢通無阻，而且受到人們歡迎呢？說到底還是個利益問題。馬克思曾說：如果幾何公理違反了某些人的利益，也會招致他們的否定與攻擊的（按：大意如此）。如果講“真話”、說“真理”與當權者的現實利益相抵觸，危及到他們的生存，那麼堅持真理的人們所招致的往往不隻是否定與攻擊了，監牢、酷刑、斷頭台等等也會聯翩而至。西方的布魯諾、伽裏略，中國的劉蕡、李贄乃至近世的譚嗣同等皆是先例。明於此，就不難理解魯迅所說的：“《頌》詩早已拍馬，《春秋》已經隱瞞，戰國時談士蜂起，不是危言聳聽，就是美詞動聽，於是誇大、裝腔、撒謊，層出不窮。”（《文學上的折扣》）當然隻責備“通子”一類人也有點不太公平。這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講真話、堅持真理的人，一般是沒有好結果的。偉大的詩人杜甫就說過：“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他的戇直的個性，敢於講真話的作風，自然為州府官吏所厭惡。蘇軾寫詩從正麵或側麵揭露了王安石變法中的問題，講了真話，招致“烏台詩案”，差點丟了腦袋。與此相反，老猾世故、很少說真話的馮道不僅能苟全性命於亂世，而且能出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十君，三入中書，為宰相二十餘年，自號“長樂老”。這是不肯認“真”而獲大利的典型。嚴禁講不利於統治者的真話，以利誘使人們說有利於統治者的假話，雙管齊下，逐漸使人們心中產生了一個自動節製器，自然而然地知道什麼話該講，什麼話不該講，講真話能被允許到什麼程度，假話是否達到了尺寸，以致於從心所欲不逾矩了。這不僅是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的悲哀。一個不需要真理、棄真理如敝屣的社會怎麼能夠發展呢？國人不肯認“真”，最終也受到了它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