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也許真有體恤下情、愛民如子的地方官吏，當他們離任時，老百姓擁車遮道，不忍其去。但是這種佳話美談絲毫也證明不了封建時代官場的清明，它反而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官場的黑暗。因為世上貪官汙吏太多，偶遇較為清正廉明者，淳樸敦厚、把希望寄托於父母官身上的百姓就容易表現出感激的深情。這也是“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吧！中唐社會仍處於混亂之中，“虎而冠”者比比皆是，當華州刺史崔戎被調任為“兗海沂密觀察使”時，“州人戀惜遮道，至解靴斷蹬者”不肯放他走。這大約是實情，我們從他對家境貧寒、無依無靠的少年詩人李商隱的關懷愛護來看，他可能是個慈祥的老人。隻是從此以後，“脫靴”就成為官吏離任時必不可少的節目，即使送走的是貪官汙吏、百姓恨之入骨者，也要按照儀式表演一番。我們的傳統戲劇不像生活，而傳統的生活卻很像戲劇，任何大事、任何莊重的場合都需要表演。而且一經表演，任何荒誕、滑稽的事物便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麵紗，使它變得生嚴、神聖起來。
“千裏作官隻為錢”，絕大多數的池方官都很清楚這一點，它對老百姓的危害也最大。因此，民間諷刺貪官汙吏的笑話特別多。如有個笑話說，一官離任時掘地皮三尺，最後連土地爺也隨之而去。有人還為貪官作《德政詩》雲：
來時蕭索去時豐，官帑民財一掃空；隻有江山移不得，臨行每入畫圖中。另外更有“五大天地”之說。言某官貪財虐民，百姓怨恨。當他任滿告別百姓時，人們送“德政碑”，上書“五大天地”。此官問四字何意？老百姓回答說：“官一到任，金天銀地；官在內署，花天灑地；坐堂斷案，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交卸了，謝天謝地。”盡管老百姓痛恨貪官汙吏，但一些相應的節目還要恭敬如儀地演出。人們似乎早已抹去了生活實踐所激發的喜怒愛憎，隻是作為一個職業演員表演著劇本為他們提供的台詞和規定的動作。清代石成金在《笑得好·舊例》中說：地方官解任，有當地父老為之置酒送行。宴席上父老請官長脫靴，地方官推辭說：“我在此地當官，並未給百姓什麼恩惠，怎麼能當得起脫靴大典呢！”可是眾父老不答應，異口同聲地說：“這是曆來執行的規定，不能因為您的推辭而改變。”連被送的官推辭也不行，必要把戲演完。過去國人喜說中國是禮儀之邦，但這種“禮僅”很少是當事者情感的外化，而是一場場行不由衷的表演，因此，人們是不必認真對待的。
在《笑得好二集》中有《鄉人看靴形》的笑話，它借鄉人之口表達了百姓對離任地方官的態度。原先離任官吏表演完脫靴大典，要把靴子掛在衙門口，後嫌不雅，改為掛一方匣，外麵畫著靴形，表示內部有靴。《鄉人看靴形》說：有位鄉下人進城遊玩，拉了一個城裏人與之同往。他們走近城邊，看到城門外一個高杆架子上懸掛了一顆人頭，鄉下人大吃一驚。城裏人解釋說：“這是個強盜，他攔路搶劫，奪人財物，所以被判了斬首的罪，殺頭後，其頭便被懸掛示眾。”當兩人走到衙門前，又看見衙門外懸掛了一個小木箱，外麵畫著靴子的形狀，鄉下人點了點頭說：“這回我懂了，城門外杆子架上懸掛的是強盜的腦袋，匣內所藏一定是強盜的腳了。”
平民百姓對於離任貪宮汙吏的憎惡，在這故事裏表達得非常充分，詛咒他們應該像強盜一樣被梟首示眾。如果地方官未卸任，子民對他不能有所不滿，更不能說三道四，因為，他不單純是官，而且還是“父母”，子不言父過嘛！即使父母官出了大問題，子民越級上告，取得成功，父母官受了處分，告狀的子民也要受到處罰，這就是封建法律。不過父母官一旦卸任，那便是另外一回事了。
地方官離任是走了一個刮地皮，繼之而來的又是一個空肚鴨。封建時代，老百姓正是輾轉於刮地皮與空肚鴨之間。因此，偶而遇上一個較清廉的官吏，那真是曠古難逢，其事跡必然被好事者傳誦乃至誇大。這也是通俗文學中清官故事特別發達的原因，它反映了平民百姓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