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記得哪位哲人講過：“人無疵不可交，以其無真氣也；人無癖不可交，以其無至性也。”可見“癖”對人來說未必都是壞事。所謂“癖”，是對某種事物的愛好達到了極端。晉朝的名將杜預有“《左傳》癖”，手不釋卷，於戎馬倥傯之餘寫了一部《左傳注》，至今還是研究《左傳》的必讀著作。南朝梁簡文帝自稱有“詩癖”，他自七歲以來孜孜不倦，刻意為詩，對於詩歌藝術的發展、詩歌的格律化作出了貢獻。宋代大畫家米芾有“畫癖”，與其子米友仁創立了山水畫派。這些都是對人類文化發展有所貢獻的“癖”，這種“癖”是應該提倡的。有些“癖”雖然無益於世，但卻反映了“癖”者對於創造性的生活、對於美的世界的追求。晉朝阮孚好屐（木鞋）成癖，親自動手製作，“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雙）屐？’”其他如“書癖”、“茶癖”、“山水癖”、“花癖”等等都反映了一種精神追求。這些“癖”，情趣高尚，又不妨礙他人，卻使得世界更加多樣，更為豐富多彩。當然世間也有許多不值得讚美的“癖”，如愛錢成癖、嗜癡成癖乃至戀官成癖，這些“癖”不僅情趣低下，而且妨礙公眾，是應予以貶斥的。
清代袁枚在《子不語》中寫過一個“官癖”的故事：相傳明代末年的南陽府知府病死於官衙之中？此後其陰魂不散常常出來鬧事。每每到黎明坐衙點卯之時，他頭戴烏紗，腰束玉帶，在大堂之上，麵南而坐。府吏差役如在堂下叩頭，他還能點一點頭，擺出一副接受拜見的樣子。太陽完全出來了，陰魂自散，再也見不到了。清朝雍正年間，南陽知府喬公到任，聽說這件怪事，便笑了起來，說：“這是個有官癖的人，他雖已死，但自己不知道死了，還以為自己在當著官。明天我要見到，一定開導開導他。”第二天，天未明，喬公穿上了清朝衣冠，先上堂南麵而坐。等到點卯時刻，見那位戴烏紗帽的明代故官遠遠而來。突然，他看到堂上已經有個官員端坐在那裏，不由得腳步變得猶豫而慌亂，終於不敢往前走了，似乎有所省悟，長歎了一聲，悠然而逝。自此之後，這種怪事再也沒有出現過。
世上竟有這樣的“官癖”，不僅生前到處鑽營，鍥而不舍；而且死後陰魂不散，每天還要重新體驗作官的威風、威儀，接受吏役的朝拜；官癖之重已經打破了生死關口、陰陽界限，死而不已，這真是其他諸“癖”所不及。這個故事雖嫌荒唐，但卻包含著至理。它反映了在以官為本位的社會中人們對於官位的迷戀與執著。這種官癖甚深的人並非勇於公事，樂於奉獻，而是著眼於官位能給人帶來物質與精神上的一切滿足。物質上不用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連一般山野村夫都懂得的道理。它給人們帶來精神上的滿足更難估量。在一個不以人對社會的貢獻與其立身品德、才能作為估量人的價值的社會當中，官位的高低、權力的大小自然成為衡量一個人存在價值的尺度。誰擁有權力，誰的官大，誰就是社會的楷模、人們的典範。“以吏為師”作為製度雖僅存於秦代，而作為一種精神則是貫穿古今的，而且滲入到普通百姓的心態之中。因此，人們把官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指導者，誰擁有政治地位，誰就擁有真理，誰就受到人們的恭敬與尊重。另外，封建社會中的官僚氣派，例如坐堂時的威風，出行時的前呼後擁，以及他們頤指氣使的作風和要懾服一切的氣概自然會受到許多虛浮之輩的忻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家的清客臧寥齋向往出貢做官，他說一旦做了知縣、推官這類小官，就可以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灑簽打人”。對於向往權力的人，對於向往任意擴張自己意誌的人，官位就是他們實現這些向往的保證。誰的官位越高，誰的這種“自由”度就越大，反之亦然，而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們是沒有意誌自由度的，死後的南陽知府還可以高踞大堂之上洋洋自得地接受眾吏役的叩頭拜伏，正是其意誌可以自由伸張的表現，而吏役除了在堂上向長官叩拜之外，大約隻有聽從吆喝的義務了。